北京“咱們”與上海“阿拉”

有一次在北京太平洋，陪一位上海朋友試衣服，營業員素不相識，但態度極好，麻利地拿了一件衣服，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寶貝兒，穿上試試吧!”我的朋友立馬一愣，估計是第一次被陌生人叫“寶貝兒”，哪怕是再怎麼期待完美服務的顧客，聽到這句“寶貝兒”，恐怕也會有點水土不服吧。其實，從第一印象來看，北京人是熱情的，他們喜歡套近乎，不過有時候，一南一北的語言資訊不對稱，會讓你覺得有點摸不著頭腦，就好像有人說了一個幽默事兒，底下卻沒人笑著幫襯。

　　比如，一句問候語“咱爸咱媽身體好嗎？”，如果你第一次聽見這句話，肯定會做一番思想鬥爭，到底這問的是哪個爸，哪個媽？誰的爸，誰的媽？

　　如果問的是“我”的爸媽，那為什麼對方要用“咱”？如果問的是“他”的爸媽，那對方又為什麼要問“我”？——其實，真正的意思就等同於“你爸你媽身體好嗎？”用了“咱”就顯得親切些。

　　不過對於上海人來說，“咱”這個詞往往帶著一種學生時代語文考試受挫的陰影，除非你家裡有北方親戚或長輩，否則一定是通過某道做錯了的題，才被“教會”了“咱們”和“我們”的區別。這絕對是一個需要用心記一記的知識點，因為在上海話裡，別說是“咱們”和“我們”不分，就連“我”和“我們”也幾乎是合二為一的，一個“阿拉”就完事了。

　　比“阿拉”更有包容精神的詞是上海話裡的“饅頭”，有餡沒餡的都叫饅頭，如果用普通話來說，也是“豆沙饅頭”、“菜饅頭”這樣地叫。如果一個北京小孩第一次聽到“豆沙饅頭”這種說法，碰巧他還挺有想象力，說不定會覺得這種食物是在饅頭外面裹了一層豆沙，就像巧克力甜麵包圈一樣。

　　至於上海人常說的“生煎饅頭”、“小籠饅頭”，如果不驗明正身解釋清楚，北京人很難想象你所描述的美味和獲得這種美味所需要的“咬一小口”技巧，因為在他們腦海中浮現出的畫面保不齊就是“一群刀切饅頭在蒸籠裡”——這能好吃到哪去？

　　我還曾經胡亂猜想過，為什麼上海話裡壓根兒就沒有“包子”這個詞，會不會是因為在上海話裡，“包子”和“報紙”的發音極其相像？點心攤和早報業，都是“一日之際在於晨”，況且解放前，上海的報業競爭已經相當激烈，雖然買早點的未必要看報紙，但一大清早買報紙的總得買早點吧。目標消費群體比較相像，估計彼此的地盤挨得挺近，再加上以前做買賣都得吆喝，“包子”和“報紙”的發音那麼像，吆喝起來豈不是自亂陣腳、互拆檯面？所以還是“饅頭”和“報紙”界限分明、相安無事。

　　和上海的“饅頭”一樣，在北京人所用的詞和字裡，也有不少能起到“以偏概全”的作用。最常用也比較好理解的就是“家”這字，除了我們傳統理解的意思，還指“公司”“辦公室”“團隊”“品牌”，比如翻閱雜誌，看到一頁廣告，就會問“這是誰家做的廣告？”比較商品的價格，經常會說“他們家的東西便宜”，提到你辦公室的一位同事，他們會說“你們家的某某某最近好嗎？”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北京，“哥”“姐”這種稱呼非常普遍和自然，就好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就有“家”，大家都在同一屋簷下，稱兄道弟也就很正常。不過也要注意，如果你聽到別人提高了嗓門或者用特別無奈的口氣對你說出完整的“姐姐”二字，那很有可能你是招著誰或惹著誰了。

　　對上海人來說，很難想象或理解上文所提到的“家”“哥”“姐”的引申意義。不過有時候，為了表示對朋友的特別親近，上海人也會在餐桌或麻將桌上說“阿哥”或“阿姐”，但這通常都局限於上了年紀的中年人。如果出生於獨生子女家庭的年輕人對周圍的朋友或同事說“阿哥”或“阿姐”，要麼他們是真有血緣關係，要麼就得翻江倒海地上演一出《孽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