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而學的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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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copy自 ：http://blog.csdn.net/portb/article/details/50699708

並非本人原創。

　　看了這篇文章，我感觸頗多，作為一個大四的學生，回想大學經過的幾年歲月，我特別反感大學這種教育制度。大學這幾年，我一邊罵著這種教育體制的缺陷，又無能改變現狀，只能在這種體制下融入大流。老師靠念PPT混工資，靠點名來留住學生，所有的教育都是以考試為目的，考試前刷刷題，考完後忘得一乾二淨，而老師評判一個學生的目光永遠是成績。你認為這樣的教育體制下能教出什麼出色的學生？？？你可以認為我是個憤青，就知道瞎逼逼，又做不能改變什麼。其實，我早就想逃離這種教育體制，有時候我常常想，當初奮力擠過高考獨木橋後，我看到的竟然是這樣的教育，讓我大為失望。沒錯，大學教育有它的優點，我不否認，至少圖書館的書讓你開闊了視野，但是你除了快期末的時候把課本上的那幾個公式背得滾瓜爛熟以外還讀過幾本書？？？？大學確實有比較厲害的教授，但是這樣資深的長者和學生的接觸並不多，尤其是和本科生的接觸，學生沒有受到學術的影響。我覺得一個真正好的教育方式永遠是啟發學習法的，尤其是理工科，老師的職責應該是教會學生如何思考，並不是把結果告訴他。大學確實有講的比較好的老師，比如我的射頻老師；但是這樣的老師畢竟少之又少。所以，我毅然決定放棄優研資格，轉生投入社。我們學的理論太多太多，從高數上的微積分，到解析幾何，線性代數，大學物理，機率論等等，可是你生活中真的用到多少？？？你買菜的時候會算得過計算機嗎？？？所以，老人說過“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下是原文：

　　

習而學的工程教育

        ——紀念二伯茅以升

               茅於軾

    二伯茅以升學識淵博，思想活躍，思路敏捷，見解新穎，我覺得和他談天是一種最好的享受。說來很湊巧，從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們始終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國橋樑工程的先驅者，而我也是學工程的（不過是機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輩中，他和我談得最多，也最投機。“文革”以前，沒有時間就一個題目連續地和我談，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開始後，他靠了邊，我和他談話的機會多了。同時，我也年近四十，閱曆多了，對他的思想更容易領會。

    我們談的題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個方面。他曾經想改造整個力學體系，廢棄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實上現在大家認識到的力學現象本質上都是能的傳遞、儲存、釋放和形態的轉變。他甚至擬訂了一本“能學”教科書的章節提綱，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幾年，這本教科書也許可以問世，那就可能引起整個物理學觀念的革新。他還提出過科學和技術的新定義，沿著這個思路，科學和技術可以各自建立起學科體系，這對於工程教育、科普活動、科技研究都有時間上的指導意義。但他的許多主張中，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把顛倒了的工程教育順序恢複過來，即他稱之謂“習而學的工程教育”。為此，他曾寫過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冊子。

    知識是從實踐中歸納出來的，越是基礎性的規律，越是抽象，離開實踐也越遠，也更難以掌握。而學習的原則應該是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可是現在的大學工程教育卻反其道而行。大學一年級先學微積分和物理學，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級反而越接近實際，抽象的概念越少。學習成了先難後易。一個有志於獻身橋樑建設的青年人，進大學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橋無直接關係的數學、力學，他的專業興趣不容易培養。有的人有極高的施工組織才能，但不善於抽象思維。這樣的人才在現有的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學之外。相反，現在大學畢業的優秀學生多半長於邏輯推理和概念應用，卻未見的有組織能力。如果讓他們去指揮施工，很可能出現工序銜接、品質監督、人事配合等實際工作的混亂。人才應該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可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卻偏重理論而相對地忽視實踐。這種教育順序不但違背了先易後難的原則，而且造就了學生善於動腦而拙於動手。結果不能不對我國的工程建設產生不利的影響，不難出現高超的設計，但難於使其變成現實。（等我想要好好學數學的時候已經在考研了。）

有鑒於此，二伯提出一個新的教育順序，其原則是Crowdsourced Security Testing其然，而後知其所以然。以橋樑建築專業為例，大學一年級先學施工條例，二年級則學設計規範。這些學習內容不必解釋條例和規範的理論基礎，只說明其內在的聯絡。到三年級可以學結構力學，四年級則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機率論和普通物理。但橋樑專業的微積分和物理學可以不同於機械繫的，它們各有側重點，有各自的例題和習題。學生越是到高年級，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級所學的道理，也就明白還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學上還沒有辦法解釋。於是學習成為一個自然的延續過程，成為一種終身的事業：活到老、學到老。

    這樣一種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優點：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級（五年級）才算大學畢業，而是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畢業就業。一年級的學生可以在施工現場為工長；二年級的畢業生可以為設計室技術員；全程畢業可以做研究工作或為教授。進階人才的需求量本來就比較少，這正好和新體制下各年級畢業的人數大體相符。

    2、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招收新生。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幹了很多年之後，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繼續入學。所以新體制有較大的靈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滿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多半希望進研究院或設計院，再不就是留校教書，把讀書本身當做了目的，而不是“學以致用”。他們的學問多少有點兒偏重畸輕。另一方面不少現場經驗豐富的工人幹部，儘管才華出眾，一旦走上工人、技師這條路，卻再也無望成為教授、研究員。世界上有些國家實行雙軌制教育、即中學畢業後可以選擇進職業學校或正規大學。這種制度雖有利於滿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卻易形成社會中的等級觀念。而“習而學的工程教育”卻兼有雙軌制和單軌制的優點。

    4、新體制下，大的工廠、施工現場都可以開辦正式大學。有志於學的不同年齡的人都能很容易地進入大學一二年級。學校教的東西來源於日常乾的工作。這類大學特別適宜業餘學習，由於學習和實際工作密切結合，學習就有興趣，同時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識領域的道路又敞開著。如果大企業都能辦大學，全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可以翻上幾番，而增加的支出經費卻很有限。

    二伯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應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的意義。他的這套想法由來已久，但在舊社會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新中國成立後，他確實抱著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體制上闖出一條新路，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寫過許多文章探討這個設想，但這個變革牽扯的面太廣，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門的同意，還要準備新的教材、新的師資、新的入學和畢業考核辦法。這一切光憑單槍匹馬，沒有一個龐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調到邊遠山區，他的設想也就束之高閣了。“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改革之風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頭腦裡活動起來，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視力減退，難於閱讀，更艱於動筆，舊時的雄心，終於隨年齡的增長熄滅了。現在大家在紀念他，我認為最好的紀念方法，是將他最有益於人類的思想繼承下來，並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漸付諸實施。

 

習而學的工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