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者”的紅衣服（博弈論的詭計）

 

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由洛陽出發，親征高麗。高麗派大將高延壽和高惠真率軍15萬前來迎戰。唐太宗設計將他們誘至安市城東南8裡，雙方展開決戰。李世民選了一處高坡觀戰。當時戰場上風雲突變，陰雲四起，雷電交加。雙方剛一接陣，唐軍中就有一員小將，穿著一件耀眼的白袍，手中握戟，腰中挎弓，大吼一聲殺人敵陣。敵將驚慌失色，正要分兵迎戰，但是陣形已被那員小將沖亂，士卒四散奔逃。唐軍隨在那員小將的後面掩殺過去，高麗軍頓時潰不成軍。

 

戰鬥結束以後，李世民派人到軍中詢問：“剛剛沖在最前面的那個穿白衣的將軍是誰?”有人回答：“是薛仁貴。”

 

李世民專門召見了薛仁貴，稱讚他一身都是膽，並且賜馬兩匹，絹40匹，加封他為右領軍郎將，負責守衛長安太極宮北面正門玄武門。從此以後，薛仁貴幾次率軍南征北戰，並且立下了“三箭定天山”的功勞，被封為右威衛大將軍，平陽郡公，兼任安東都護。

 

薛仁貴穿上與眾不同的白袍殺人敵陣，其初衷也許是為了讓自己計程車兵易於辨識，但是在客觀上卻起到了引起注意並受到器重的效果。他所採取的白袍策略，在博弈論中被稱做“少數派策略”。

 

我們來假設這樣一種情景：一天晚上，你參加一個聚會，屋子裡有許多人，你們玩得很開心。就在這時候，屋裡面突然失火，火勢很大，一時無法撲滅。這間房子有兩個門，你必須從它們之間選擇一個逃出屋外才能保住性命。

 

但問題是，此時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樣爭相逃生，他們也必須搶著從這兩個門逃到屋外。如果你選擇的門是很多人選擇的，那麼你將因人多擁擠沖不出去而被燒死；相反，如果你選擇的是較少人選擇的，那麼你將逃出生天。

 

如果不考慮道德因素，你將如何選擇?

 

這是一個叫張翼成的中國人在1997年提出的博弈論模型，被稱之為少數者博弈或少數派博弈。事實上，這個模型不過是變化了形式的酒吧博弈模型：每一個人的判斷與選擇，直接影響所有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萊因哈德·澤爾膝在中國訪問時，曾經用一個生活中的例子來向記者說明什麼是博弈論，其中就提到了少數者博弈。他說，從A地到B地，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路比較好的主幹道M，而另一條側幹道s，路相對不太好。因為開車的人多，主幹道M經常非常擁擠，相比之下，人少的s道反而更順暢。如果應用了博弈論，開車人在考慮自己如何選擇的同時，還要考慮其他人是怎麼想的。

 

事實上，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巴裡·奈爾伯夫在《策略思維》中，對上述問題有過更為精細的研究。奈爾伯夫的研究是這樣的：從伯克利到舊金山有兩條主要路線可以選擇。一是自行開車穿越海灣大橋，二是搭乘BART列車。自行開車的話，假如不塞車只需20分鐘。但這樣的好事很少遇到。大橋只有4車道，很容易就發生堵塞。假定每小時內每增加2000輛汽車，就會耽擱正在路上的每一個人10分鐘時間。比如，只有2000輛汽車的時候到達目的地需要30分鐘；若有4000輛汽車，那麼大家所需要的時間就延長至40分鐘。另一方面，BART列車停好幾個站，而且乘客還要步行到車站等車，路上時間加起來也要接近40分鐘，但列車從不會因為堵塞而延遲。

 

假如在運輸高峰時間有10000人要從伯克利前往舊金山，每個人都會選擇最能縮短自己旅行時間的路線。假定只有2000人願意開車穿越海灣大橋。由於汽車較少，交通比較順暢，這條路線的通行時問也會縮短，只要30分鐘。於是，在選擇乘BART列車的8000人當中，有一部分人會覺得改為開車可以節省時間，並且願意這麼做。相反，假如8000人選擇開車穿越海灣大橋，每人要花60分鐘才能到達目的地，於是他們當中又有一部分人願意改乘火車，因為乘火車花的時間只有40分鐘。

 

在《策略思維》中，作者指出使所有人得到最優結果的方法：為“通行時間”標出價格，在大橋上安裝收費站，這樣就使開車穿越海灣大橋者向搭乘BART列車者購買通行時間，用“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選擇最優通行模式。但是這隻是一種理論上的建議，事實上往往因為各種現實原因而無法實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基於個體的需要，尋找一種最優策略。而實際上，這個策略就隱藏在上面的幾個模型當中。

 

這個策略就是要做少數者。由於資源是有限的，在一個社會中只有這一部分少數者才能充分享有。

 

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往往是那些與福士不同的少數者，能夠順風順水地改變命運。真正的少數者總是在條件還沒有齊全的時候就已經向勝利出發了，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創造自己所需要的條件，而不是像其他多數人一樣，等已經有人出發了，才開始想是不是時機成熟了。

 

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小的時候家裡很窮。有一天，他放學回家的時候經過一個工地，看到一個老闆模樣的人正在那兒指揮蓋一幢摩天大廣告。卡耐基走上前聞：“我長大後怎麼才能成為像您這樣的人呢’”“第一要勤奮”“這我早就知道了。那第二呢？”“買一件紅衣服穿上!”卡耐基滿腹狐疑：“這與成功有關嗎?”那人指著前面的工人說：“有啊!你看他們都穿著清一色的藍色衣服，所以我一個都不認識。”說完，他又指著旁邊一個工人說：“你看那

個穿紅衣服的，就因為他穿得和別人不同，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就認識了他，發現了他的才能，過幾天我會安排給他一個職位。”

 

上面這個故事，是不是與薛仁貴身穿白袍殺人敵陣有異曲同工之妙呢？所謂理有必至，事有固然，我們在探索一些成功者的策略時。往往都能從中發現一些相通的規律，“少數者策略”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呂氏春秋》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春秋時，孫叔敖很受楚莊王的器重，為楚國的中興立下了很多功勳，但是在個人生活方面，他雖然身為令尹，生活卻非常儉樸。莊王幾次封地給他，他堅持不受。

 

後來，孫叔敖率軍打敗晉國回來得了重病，臨死前特別囑咐兒子孫安說：“我死後，你就回到鄉下種田，千萬別做官。萬一大王非得賞賜你東西，楚越之間有一個地方叫寢丘，地方偏僻貧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視之為鬼域，越人以為不樣。你就要求那塊沒有人要的寢丘。”孫安當時沒有聽明白，因為寢丘在今河南省固始縣境內，“寢”字在古代有醜惡的意思，不僅名字很不吉利，而且是一片十分貧瘠的薄沙地，很久以來都沒有人要。但是他知道父親這麼安排肯定有道理，於是就點頭答應了。

 

不久孫叔敖過世了，楚莊王悲痛萬分，便打算封孫安為大夫，但孫安卻百般推辭，楚莊王只好讓他回老家去。孫安回去後，日子過得很清苦，甚至無以為繼，只好靠打柴度日。後來，楚莊王聽從了優孟的勸說，派人把孫安請來準備封賞。孫安遵從父親遺命，只肯要寢丘那塊沒有人要的薄沙地。莊王只得封贈了寢丘土地給他。

 

其他功臣勳貴往往為了爭那些肥沃的良田做封地而爭得不亦樂乎，孫叔敖卻要一塊薄地，這裡所用的就是少數派策略。這種策略是一種“以患為利”的智慧，把這些不利因素看做利，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按楚國規定，封地延續兩代，如有其他功臣想要，就改封其他功臣。因為寢丘是貧瘠的薄地，一直沒有人要封在那裡，因而一直到漢代，孫叔敖子孫十幾代擁有這塊地，得以安身立命。

 

因為資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少數派策略，所有人爭奪的焦點都在有限的幾種物事上，那麼每個人面臨的處境都是十分艱難的。唯有另闢蹊徑，找到多數人沒有注意到的那個“生門”，才有可能絕處逢生，甚至獲得比那擠上獨木橋的千軍萬馬更高的收益。

 

19世紀中葉，美國加州傳來發現金礦的訊息。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於是紛紛奔赴加州。17歲的小農夫亞默爾也加入了這支龐大的淘金隊伍，他同大家一樣，曆盡千辛萬苦，趕到了加州。

 

淘金夢是美麗的，做這種夢的人很多，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人蜂擁而至，一時間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而金子自然越來越難淘。不但金子難淘，而且生活也越來越艱苦。當地氣候乾燥，水源奇缺，許多不幸的淘金者不但沒有圓了致富夢，反而葬身此處。

 

小亞默爾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發現黃金，反而被口渴折磨得半死。一天，望著水袋中一點點捨不得喝的水，聽著周圍人對缺水的抱怨，亞默爾忽發奇想：淘金的希望太渺茫了，還不如賣水呢。於是亞默爾放棄了對金礦的努力，將手中挖金礦的工具變成挖水渠的工具，從遠方將河水引入水池，用細紗過濾，成為清涼可口的飲用水。然後將水裝進桶裡，挑到山穀一壺一壺地賣給找金礦的人。

 

當時有人嘲笑亞默爾，說他胸無大志：“千辛萬苦地到加州來，不挖金子發大財，卻幹起這種蠅頭小利的小買賣，這種生意哪兒不能幹，何必跑到這裡來？”亞默爾毫不在意，繼續賣他的水。可以把幾乎毫無成本的水賣出去，結果，很多淘金者都空手而歸，而亞默爾卻在很短的時間內靠賣水賺到幾千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非常可觀的又富了。

 

這個故事，實際上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走出囚徒困境的思維，那就是跳出人云亦云、人求亦求的怪圈，改變以自己的需求為中心的傳統想法，另闢蹊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