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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在爭取生存權利和經濟權利之時，卻輕輕地將生活權利和思想權利等抹掉了。於是，他那堅忍的財富自律精神也在曆史發展的路途中，也被輕輕地抹掉並遺忘。——南鏡

 

春秋戰國時代，有這樣的一個怪人：他既是工匠，又是學者；生前赫赫，追隨者眾，死後沉寂，學說零星；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卻又獨立門派、分庭抗禮，成為與儒家並駕齊驅的顯學，他就是墨家創始人墨翟，世稱墨子。

墨子既怪，整個墨家學派也怪。據載墨家中人推崇夏禹，“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十足的苦行僧樣子。那麼，這幫“怪人”在思想上有啥特色？在創造、分配社會財富方面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觀念中有“天地人”三才之分。整體而言，道家側重主“天道”，儒家側重主“人道”，而墨家則側重主“地道”。地是生養人與萬物的重要物質基礎，因此，主“地道”的墨子，應該重點探討與生存物質有關的事理。

事實上，墨子比任何人都要更加重視勞動生產、厲行節約，這可能與其作為小手工業者的身份和習慣有關。“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固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衣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積，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註：《墨子·非樂·上》）這裡的“強”、“力”，即指勞動。在墨子看來，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就在於人能勞動，而且人必須勞動。勞動是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人類正是依賴於自己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才得以生存下來。動物有皮毛作衣服，以草木為食物，故此，雄性不用耕作，雌性不用紡織，也能衣食充足。但人卻不同，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自食其力，這便是“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意思。

“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墨子進一步說，只有農夫早出晚歸，辛勤耕耘；婦女早起晚睡，紡紗織布，一個家庭才能富裕。勤勞是創造財富、發家致富的根本。“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強必暖，不強必寒”，“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墨子·非命·下》），所以“強從事”“不敢怠倦”。同樣，國君治國，大夫從政，也需要這種兢兢業業的精神。至於治國生財的方法，墨子提出了增加人口、“以時生財”(把握時間進行勞動)、“各盡分事”等主張。有點意思的是，墨子還勾勒出一幅社會分業論——王公大人與士君子、普通農夫與婦人，他們在“實倉廩府庫”和“多聚叔栗”，要垂直分業，甚至根據性別分業，以達到最佳的創富狀態。

墨子這種努力生產、厲行節約、富足社會、國治民安的社會思想，可以說是萬世不移的真理，也反映了下層勞動者的真實想法。但墨子並不僅僅局限於此，因為墨家學說中兩個基本核心“兼相愛”和“交相利”。所謂的“兼相愛”，就是提倡人與人之間實行普遍的、無差別的互相友愛，彼此的利益兼而為一。“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又談及：“吾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墨子·兼愛·下》）在這裡，墨家認為，“交相利”不僅是人們進行社會活動的重要條件，而且是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只有利於他人才可能利於自己，只有那些能使雙方獲利的社會交往或社會實踐才可能持續，才可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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