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14年值得關注的女性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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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Entrepreneur》選出的7位女性創新者，來自醫療健康、科技、政府等不同領域。 她們的創新不僅改變了人們以往從事商務工作的方式，更在解決政府安全、性別歧視、世界貧窮等問題上做出了貢獻。

Michele Weslander Quaid：為政府和初創企業搭橋

她把最前沿的科技理念帶進了封閉的美國政府。

文 | Vanessa Richardson

美國政府素來以低效而聞名(Entrepreneur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但在她就職于美國安全域的不同部門，與國家情報總監、國防部長共事的9年間，Michele Weslander Quaid表現得更像一個創業者。 她棄用了那些陳舊過時的軟硬體，說服團隊通過網路工具協作，並讓那些她待過的部門改變僵化的工作方法，像初創企業一樣工作。

Weslander Quaid的敢作敢為引起了Google的注意，後者在2011年挖走了她。 如今，她是Google公共部門首席技術官，同時也是Google的創新傳道士。 Weslander Quaid平日的工作地點就在華盛頓。 一方面，她向政府部門解釋他們想瞭解的Google的技術方法;另一方面，她還要讓Google的員工明白為什麼必須支援公共部門的工作。 「我的工作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矽谷語言和政府語言之間做翻譯。 」她說，「在兩種文化之間搭建溝通橋樑。 」

Weslander Quaid在本科時學習物理工程，後又獲得光學碩士。 畢業後，她在一家商業公司工作，既面向消費者，也為企業和政府服務。 9·11事件後，她接到政府邀請，為反恐工作出謀劃策。

對Weslander Quaid來說，遵從政府部門的要求對一切資訊保密也許更容易，但她沒那麼做。 在收集地圖和圖片等軍事情報的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工作時，她說服上司與負責收集語音情報的國家安全局合作，把各自收集的情報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對資料做出判斷。 她的努力成功了，也因此成為最年輕的美國政府高級執行官。 「這次推進就像打了一場仗一樣。 」她說。

接下來，Weslander Quaid又力推了一款基於雲端的軟體，讓訪客無需來到他們在華盛頓的辦公室即可登陸。 她還將各部門不同的工作平臺標準化，簡化了技術測試和採購環節，節約了成本和時間，把最前沿的理念帶到了封閉的華盛頓。 「我的目標是簡化工作流程，並確保五角大樓和白宮的人都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資訊。 」她說。

她最近的努力成果是推出了一系列面向開發者(不僅僅是Google開發者)的專案，基於Google開源技術，讓開發者為政府提供最符合需求的技術產品。 這個創意向人們展示了政府部門與初創企業的良好合作，雙方建立了長期互惠互利的關係。

「政府總是不願冒險，更願意維持現狀。 但它更需要跟上創新的步伐。 」 Weslander Quaid說，「而科技公司也樂意説明政府創新。 我的工作就是在規則和條例允許的範圍內幫二者對話，讓公共部門得到最好的技術解決方案，少花納稅人的錢。 」

Rena El Kaliouby：你的表情騙不了她

她能像閱讀一本書那樣「閱讀」你的表情，這種能力有可能改寫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遊戲規則。

文 | Jason Ankeny

Rena el Kaliouby和她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同事Rosalind Picard是麻塞諸塞州Waltham市初創企業Affectiva的兩位靈魂人物。 Affectiva的旗艦產品——Affdex面部表情識別系統，不僅可以自動識別被檢測者的面部表情，還能分析、判斷被檢測者在看到一個品牌、廣告或其他數位視訊內容時的情緒反應。 使用者表情直接告訴你結論，這使以往傳統的銷售小組討論、電話調研或其他讓消費者填寫的調查方法顯得弱爆了。 即便是最細微、最難以言傳的面部表情，也能被基於雲端技術的Affdex探測出來，告訴你一個顧客對於某個產品或專案真實的想法。

「我們非常善於通過分析消費者自發的、無意識的反應，解讀他們對一個品牌的看法。 」任職Affectiva首席科學官的el Kaliouby說，「如果你是做內容的人，希望你的內容能引起觀眾的某一種反應，我們也能告訴你結果是否如你所願。 比如一個廣告想表達幽默，我們可以提供資料，告訴你多少人看到廣告時笑了以及笑的程度和笑的時間點。 讓消費者自己報告感覺而使調研結果偏差的案例太多了，但面部表情探測則精准得多。 」

El Kaliouby的職業生涯全部投入到用科技改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表達上。 Affectiva延長了她在利用面部識別減緩自閉症譜系障礙症狀方面的研究。 「很多自閉症患者在識別他人的表情並做出回應方面存在障礙。 」她說，「當一個人失去識別這些非語言類線索的能力時，社交就出現了問題。 」

2009年，她和麻省理工學院情感運算研究中心主任Picard成立了Affectiva，受到麻省理工學院的贊助者寶潔、微軟、Google等公司的支援，Affectiva能夠以獨立運作的公司存在。 「我們發現Affdex可以在很多場合發揮作用，比如車裡、智慧型電話上或者用於市場調研。 」el Kaliouby說，「我記得當時還在猶豫，我到底要不要從商。 但市場回饋很快告訴我，我們的技術可以無處不在。 在各種環境下，它都能發揮作用。 」

Affectiva創立至今，已經融資2100萬美元，投資方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WPP、KPCB，並與品牌諮詢公司Millward Brown、Insight Express合作，這兩家公司為Affdex介紹了不少客戶。 Affdex軟體適用于任何標準的網路攝像頭，包括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智慧手機，在使用者觀看視頻時，可以追蹤他們的面部表情。 這些鏡頭都存儲在Affdex的雲端伺服器上，由電腦演算法識別、評估，判斷出表情的好壞——驚喜、不屑或專注。 在雲端表情現場重播，分析工具對這些被聚合在一起的表情進行交叉分析，形成一套整體的表情記錄，完成速度接近即時。

大多數被Affdex檢測的使用者都會被詢問是否願意分享自己的表情，並得到一定的酬勞費用。 使用者可以選擇接受檢測，也可以關掉網路攝像頭。 el Kaliouby透露，約50%的使用者讓攝像頭繼續開著。 「原因是他們能得到價值回饋。 」她說，「我們能優化你看到的內容。 通過追蹤你的情緒反應，我們可能會讓你最喜歡的節目變得更吸引你。 這是一份能讓價值得到最大提升的建議。 」

Affectiva正按部就班推廣這項面部識別技術。 2013年秋天，這家公司推出了用於iOS系統的軟體，允許協力廠商開發者將Affdex嵌入其開發的iPhone和iPad的App中。

「人們一天恨不得看150次手機。 對我們來說，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機會，捕捉你看螢幕時每一秒的表情變化。 」 el Kaliouby說，「情緒驅動類App還可以在遊戲、資訊等領域開發更多創意。 另外，教育是下一個機會巨大的領域，情緒是我們做任何事的核心。 我們期待著這些軟體工程師能把我們帶進一個又一個全新的領域。 」

Leila Janah：為貧困人群提供「微工作」

Samasource已經在9個國家為員工支付了400萬美元的薪水。 現在，她將目光轉向説明美國本地的低收入者。

文 | J.A.

Leila Janah成立Samasource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為了做與眾不同的事。

Samasourcehi是一個在南亞、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加勒比地區等新興市場為婦女和青年提供工作機會以賺取生計的平臺。 它説明美國國內的雇主與這些地區的工作力對接，介紹文字錄入、用給圖片上標籤來優化搜尋引擎、內容檢查等細微的工作。 大多數通過Samasourse找工作的人僅僅用了幾個月，收入就達到了原先的兩倍多。 92%的人在離開這個公益組織後脫離了貧困。

在成立6年後，這家三藩市的企業在全球的員工超過了4000人。 它為企業和學術機構促成了總共超過500萬美元的合同，甲方包括Google、eBay、微軟、LinkedIn、Eventbrite、斯坦福大學等。 2013年，Samasourse宣佈收入比2011財年增長了400%。

「一些地區仍處於極度貧窮中。 」Samasource 的CEO Janah說，「這種狀況令人難以接受，世界上一半人口每天僅靠著3～4美元生存。 不做點什麼，我覺得坐立難安。 」

Janah認為自己今天能為印度地區貧困進行救助要追溯到早年她的家族做出的貢獻。 她的叔祖父是著名的攝影記者Sunil Janah，因拍攝了一系列1943年孟加拉饑荒的照片而聞名國際，這場饑荒奪走了300萬人的生命。 Leila在15歲那年加入了美國民權同盟，兩年後，她在美國戰地服務團被交換到加納教英語，賺了1萬美元，後來這筆錢用於她在當地做的志願工作。

「我在發展中國家待的時間越久，和貧困人群聊得越多，就越意識到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就是工作。 」她說，「我們花了好幾十億美元去做國際援助，卻不知如何為他們提供一份體面的工作。 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利用民間資金去解決問題，相當於浪費了大把錢財，而且這是在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 」

從哈佛畢業後，Janah又在世界銀行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成立了Samasouse，並初具規模。 Samasource一詞來源於梵語Sama，意為平等。 在孟買見客戶時，她援助一個年輕的撥打電話中心員工，他每天下班回到的住處是聲名狼藉的Dharavi貧民窟，奧斯卡獲獎影片《貧民窟裡的百萬富翁》曾在此取景。

「我知道很多像他這樣的人有能力從事高品質的工作，但是在落後國家，在待遇不錯的公司工作的機會一直以來都偏向精英階層。 」Janah說，「這裡面就有我們做出改變的機遇。 我希望做出一個線上工作模型，能夠去中間化，輻射邊緣地帶的人。 」

Samasourse的產品模型是開發了一個名為SamaHub(已申請專利)的微工作平臺，它將龐大複雜的數位工程轉化為很多個小任務，再通過互聯網分配給個體工人。 為了驗證其雇用的人或家庭可靠，Samasourse會仔細審查每一個接受任務的電腦中心或網吧。 每一個新人被雇用，都會參加一項為期2～4周的培訓專案，確保他們在實驗性工作上具備熟練度後，Samasource會為其開始安排客戶的工作。 對於這些工作，Samasource會進行再編譯，並用5個步驟對其進行反復核查。

「我們告訴客戶：‘你們反正也要把這些工作外包給公司，何不為拯救世界貧窮做點事?這也不會花掉你們更多的錢。 ’」Janah說，「說服這些企業領導者看到這份工作的潛力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 我們得讓他們相信，這種商業模式是行得通的。 」

Samasource已經在9個國家為員工支付了400萬美元的薪水，並得到了萬事達、eBay、思科基金和美國國務院的財力支援。 現在Janah更多地將目光轉回家鄉美國，2013年，她成立SamaUSA，開啟了一項80課時的線上新兵訓練營試點計畫。 該計畫面向社區大學學生和三藩市、加州Merced附近的低收入工作者，説明他們在互聯網上找工作。

「我們認為如果能讓社區大學的學生每學期多賺個1000～2000美元，他們可能更容易從學校畢業。 」Janah解釋，「哪怕他們退出也不要緊，起碼掌握了另一種技能。 我們可以樂觀地預見，這種模式易於傳播到整個美國。 」

這種樂觀精神蔓延在Janah的整個人生和工作態度中。 「信念驅動著我。 」她說，「當你發自內心地做一件事時，當你所宣揚的正是你內心深處的價值觀時，你總能從中得到很大的滿足。 」

Michell Rowley：讓更多女性學會寫代碼

她正在顛覆以男性為主導的軟體世界。

文 | John Patrick Pullen

一個錯位的字串代碼是怎樣讓整個軟體崩潰的，Michell Rowley太清楚了。 波特蘭本地的一份報紙將她現在做的事稱為她「一生中的大專案」。

2012年5月，《Willamette Week》的一篇報導講述了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科技領域女員工的匱乏，並提到Rowley打算啟動一個Python語言專案，招新女程式師。 100多名想加入的女性表達了興趣。 這成了Rowley創立Code Scouts的原動力，這是一個非盈利組織，被視作有可能讓整個軟體產業翻天覆地。

電腦相關產業的招聘市場迅速增長，但性別歧視一直存在，這是整個產業的悲哀。 儘管在2012年，女性工作力已經佔據51%，但在電腦產業，女性員工僅占1/4，僅有34%的網頁設計師、23%的程式師、20%的軟體發展工程師和15%的資訊安全分析師是女性。 在被稱為是互聯網支柱的開原始程式碼領域，女性比例僅占1.5%。

Rowley通過向朋友學習，再加上一部分自學掌握了寫代碼，當得到了一份程式師的工作後，她進入了這個以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 Rowley經常被邀請以女性視角來表達觀點。 「這有點奇怪，但氛圍變得不一樣，你是這屋子裡唯一的女性，而他們必須正視你。 」她說，「我開始想如果有更多女性進入這個行業，這一點點變化會帶來什麼?」

因此，她創立了一個專門面向女性的代碼工坊，這引起了Rick Turoczy的注意，他是波特蘭PIE孵化器的聯合創始人兼總經理。 Turoczy鼓勵Rowley把它做成生意，但Rowley堅持工作室應是非盈利的，它旨在説明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群體，如單身媽媽，她們沒有錢也沒時間去參加為期一個月的軟體發展訓練營。 儘管像PIE這樣的孵化器更多地關注有盈利能力的初創公司，得到股權以期未來更多回報，但「我們更發自內心地認為PIE是個實驗機構」。 Turoczy說：「關注Rowley這樣的人，看著她嘗試為波特蘭創業圈輸送更多人才，這本身就是個完美的盈利，所以我們還是投資了她。 」

2012年7月，PIE為Rowley提供了1.8萬美元的資金支援，説明她啟動Code Scouts。 Code Scouts初期的資金極少，有一群志願者幫忙，這個初創企業集結了一群樂於在相關領域學習的110名學生，並召集了30名老師。 學生會學習寫一些簡單的程式，比如網頁輔助工具、自動聊天軟體等;導師會評估他們寫出來的程式，並為其提供職業指導。 有些學生甚至可以到導師合作的公司實習，獲得實踐經驗。

「我們當然不會只待在波特蘭，肯定要走向世界。 」Rowley說。 她正在為Code Scouts繪製藍圖，「只要在這些城市找到願意提升自己的人，就能幫他們夢想成真。 」

Nicole Glaros：打造最有眼光的孵化器

90%從Techstars畢業的專案都找到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或得到投資，這是Nicole Glaros賦予Techstars的「殺手級技能」。

文 | Joe Lindsey

大多數創業者都是在接受職業規劃課程後去創業的。 Nicole Glaros一年就説明了10～20個這樣的初創企業啟動。 現在，她是Techstars孵化器在科羅拉多州Boulder市和紐約市的運營總監。

Glaros會從申請者中挑選1%去參加為期3個月的孵化專案，引導他們完成從創業初期直到成功的過程。

快人快語的Glaros從某種程度來說，並不完全像是一個「造星者」。 她在一個男性主導的世界中獲得了權勢。 在Techstar近1000名創業導師中，Glaros最與眾不同的是她的創業故事沒那麼火花四濺。

1997年，Glaros和父親一起做了一家物業管理領域的電子商務公司，非常成功。 但之後的兩次創業都遭遇慘敗。 她說：「我發現當我獨自創業時，原來我沒有什麼魔法，那都是我父親的。 」

儘管如此，失敗的經歷讓她有機會在Boulder市的一個科技孵化器得到了工作。 在這期間，她才明白自己創業的失敗是因為執行力和人脈上的欠缺所致，這使她萌生了為其他創業者當領路人的想法。 「當然也不是所有事我都知道答案。 」她說，「但我確信我能找到知道答案的人。 我的工作就是為這些初創公司找到對其最有説明的人。 」

2009年，Techstars聯合創始人David Cohen發現，Glaros在為創業公司和外面的導師做匹配方面的本領過人，遂邀她加入。 Techstars為選中的初創企業供應商業指導和融資服務(包括1.8萬美元的種子基金，創業者還可選擇10萬美元的可轉換債券票據)。 但Glaros說，孵化器最重要的角色不是給錢，甚至也不是為創業者和投資公司搭橋，而是引導。

「我經常聽到創業者說，‘噢!如果我們有25萬美元，或者我們能融到100萬美元，公司一定會比現在好得多’。 」她說，「但實際不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找到適合你的人，他們真的對你的成功充滿了激情。 」

Techstars的導師名單中包括一大群成功創業者、產業專家和VC，比如Twitter的CEO Dick Costolo、天使投資人Esther Dyson、視頻網站Vimeo和Collegehumor的聯合創始人Josh Abramson。

Glaros和Techstars在另外7所創業學校的運營總監一樣，就像是各個初創專案的總路由器，將初創企業和導師、專家、投資人或其他她認為能幫上忙的角色連接在一起。 她把這種牽線稱為Techstars的「殺手級技能」，90%從Techstars畢業的專案都找到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或得到了投資。

「Nicole的眼光驚人。 」Techstars的Cohen說，「她對人有本能的敏銳直覺，早期初創企業要幹的事就是找人。 」

她還會再去創業嗎?她找到創業魔法了嗎?「 每年我都會有再創業的衝動。 」Glaros承認，「但每年我也在問自己：‘你在哪兒能得到最大的收穫?’ 其實還是在Techstars。 與其自己做一個公司，不如去説明10個公司。 」

Caryn Seidman-Becker：一個倒閉公司的新生

Clear的倒閉從未使Seidman-Becker喪失信心，她堅信生物測定技術最終能改變人們的工作、生活和出行方式。

文 | J.P.P

Caryn Seidman-Becker每次從佛羅里達奧蘭多市中心到機場，經過登機、在座位上做好直到機艙門關閉、飛機起飛，總共只需要一個小時。 「從邁出家門到機艙關門，就一個小時。 」這位Clear公司的創始人兼CEO強調。

這是怎麼做到的?奧秘在於安檢。 Clear用基於人臉和語音的雙重生物測定演算法，讓其會員客戶規避了這個登機過程中最繁冗的環節。 會員的生理特徵、指紋特徵、虹膜辨識等都被記錄在會員卡的內置晶片中。 持會員卡無需跟隨長隊等候安檢，只需在機場的特殊安檢亭辦理登機。

Clear由媒體人同時也是創業者的Steven Brill于2003年在紐約創建(後更名FlyClear)，它贏得了20萬名付費會員的心。 那時，Clear已經至少和12個機場達成合作，在2009年經濟危機前，也拿到了7500萬美元的投資。 2009年12月，由於負債3300萬美元，公司倒閉，電腦裡的一大批客戶資料無人管理。

Seidman-Becker之前做對沖基金，在國防外包公司L-1 Identity Solutions持有一定股權，該公司一直為Clear做後端技術支援。 Clear的倒閉沒讓她失去信心，相反，她認為這種生物測定技能早晚還會捲土重來，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出行方式。 Seidman-Becker此前已有非常成功的職業經歷，她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分配基金、如何創造長期價值，也看到了買下Clear將帶來的商業價值。

「Clear之前的失敗與自身有關。 它本不該倒閉。 它的債務累積太多，但公司的核心結構還在。 」她說，「如果我們像運營其他商業公司那樣去做Clear，它會非常成功，因為它為會員提供了終身的價值，問題只是在於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組織架構。 」

Seidman-Becker的投資公司Algood控股在2010年以600萬美元買下了Clear。 她的第一個決策是留下了Clear易於識別的藍色方塊品牌識別，這花了之前老闆的4000萬美元。 「顧客都認識它了，現在只要重建信譽，把品牌重新推出去。 」她說。

為達到目的，Seidman-Becker想了很多辦法。 Clear恭敬地聯繫之前那些沒能繼續服務下去的客戶。 Seidman-Becker在公司網站上列了一大串郵寄清單，向其發出親筆簽名的郵件，並親自致電那些最挑剔的客戶。 「一個人在郵件裡什麼都敢寫，但接起電話來就會客氣很多。 」

她還得去說服機場和交通安檢部門，告訴他們現在Clear是一個全新的企業。 「她非常頑強、不屈不撓。 」奧蘭多國際機場前任執行副總監Brigitte Goersch評價，她是第一個和Clear重新合作的。 自2010年重新成立以來，公司已有員工200人，在9個機場建了30條空中走廊，有了25萬名會員，每名會員每年支付179美元會費。 「Clear的發展非常迅速，這與她的親力親為分不開。 」 Brigitte Goersch說。

現在，每次Seidman-Becker帶著她的3個孩子從奧蘭多機場起飛時，都用Clear登機，這使得孩子們有更多的時間玩耍。 「這種高效讓你的生活完全不同。 」她說，「當我和孩子們在迪士尼樂園玩，當我發現時間充裕時，這感覺真是太棒了。 」

Nina Nashif：另一種白衣天使

恐怕沒人比Nina Nashif更明白效率低下給全球醫療健康業帶來了多少災難。 現在她終於在創業者那裡找到了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

文 | Michelle Yuergen

2011年，在醫療健康領域有著超過15年管理經驗的Nashif在芝加哥為初創企業成立了孵化器Healthbox，旨在推動醫療健康領域的創新，並説明已入駐孵化器的早期醫療健康初創公司推進其創意。

以往，大型醫療健康機構要創新都會搞得翻天覆地——繁冗的流程阻礙其進步。 Nashif堅信，如果這些大型機構能夠成為初創企業的第一個實驗田，那麼雙方合作創新將大大促進並最終為患者帶來更高效的服務。 Healthbox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生態系統，讓創業者進入行業接觸他們需要的資源和知識。

「我們面對的挑戰之一是行業系統非常複雜，一個創業者通常連去哪兒求助都不知道。 每個醫院或者醫療機構專注的領域都不一樣，所以我們最早做這個專案時，花了很多時間對創業公司和醫療機構進行匹配。 我們得了解很多細節，才能明白創業者提供的方案是如何提高醫療效率的。 」Nashif說。 2013年，她參加了TED醫療大會，還被世界經濟論壇授予「年輕的全球領袖」稱號。 「同時，我們還可以在行業內宣講，指點醫療機構如何與初創公司合作。 」

Healthbox的孵化名單中，有一家來自康涅狄格州New Haven的初創企業3Derm，業務瞄準需求不斷增長的患者參與領域。 他們開發了一個低成本平臺，皮膚病患者可以把自己的照片上傳，由3Derm為其推薦皮膚科醫生，並對患者進行定期檢查。

自Healthbox成立以來，已經為54個健康領域的科技公司、124個創始人提供了孵化支援，這些企業遍佈倫敦、波士頓、芝加哥、納什維爾、傑克遜維爾等地。 Healthbox支援的初創公司將參加一個為期16周的培訓專案，並獲得5萬美元的資金、辦公場地和醫療專家資源，Healthbox則拿到企業7%的股權。

截至目前，在Healthbox已經完成的專案中，團隊數量平均擴大了一倍。 他們拓展了約130個試點專案和早期客戶。 2013年，他們在全球共計影響了超過100萬人的治病過程。

「我們不是來顛覆產業的，我們是來嘗試為這個產業做點事情。 」Nashif說，「我們尋找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新的健康管理方法。 很高興看到還有很多創業者和我們約見，還有新的解決方法和大公司博弈。 在健康醫療產業，你要敢於下賭注，賭某一個創意最終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 」 (譯 | Yelena 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