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時代：媒體新任務和媒體人的新角色

提要：《大資料時代： 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最具洞見和最富爭議的觀點是：大資料時代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關係的渴求，而取而代之關注相關關係。 也就是說只要知 道「是什麼」，而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本文認為，理解大資料時代的相關性思維方式，以及其它本質要素，進而理解大資料環境下受眾對高品質、確定性資訊的 需求，有助於傳統媒體開闊眼界，找到尋求戰略突圍的方法。

關鍵字：大資料時代 傳統媒體 媒體人 角色

文/張坤陽 徐鐵英

在大資料時代，必須承認，追求因果性的傳統媒體談稿會等形式已經落伍。 無論多麼優秀的記者，他們對於事物的觀察都受制于個人視野與立場，即 使是相對深入的，也未必全面、充分。 而與記者在某一個視野有限的觀察點上對事物進行的觀察與分析不同的是，有效加工的大規模資料可以揭示更大範圍內的或更 接近事實的情狀，從而也為報導的深入提供了基礎，從而徹底改變媒體生態。

媒體人角色的新轉變

維克托·舍恩伯格所理解的大資料思維，即不再熱衷於尋找因果關係，而尋找事物之間的相關關係。 這種觀點，意在顛覆此前「有限」資料時代的信 息思維理念。 傳統媒體在資訊思維上的不足恰恰在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追求微觀精確，忽視宏觀把握。 傳統媒體應該有大資料視野。 有了這種視野，即便關注 的是「點」上的微觀問題，看到的風景也會不同，不是孤零零的「點」的意義，而是具有「面」上價值的「節點」。

以世界首屆資料新聞獎的一個入圍作品為例，這是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制作的《預算計算機：2012年財政預算 將如何影響你？ 》。 政府財政預算向來是一項專業和繁複的公共政策事件，媒體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有效解讀它對普通居民的生活影響。 BBC的「計算機」簡便實 用，使用者只需在介面上輸入一些日常個人資訊，就能自動算出新預算會讓自己多付多少稅、明年的生活會比今年變得更好還是更差，等等。

在國內也有這方面的嘗試，去年國慶日，遊客在天安門廣場留下大量垃圾，引發國人素質的大討論。 從大資料分析的角度來看，把歷年來所有關于天 安門廣場上垃圾的報導梳理出來。 這樣把所有資料全部整合出來，就能發現垃圾數量和遊客數位之間，其實不存在關聯性（事實上，天安門廣場出於安全需要，不設 垃圾箱），人文素質也就無從談起。 通過開掘資料，記者的工作建立在扎實證據基礎上，為讀者提供經過科學分析的洞見，把抽象的、宏觀的社會問題轉化為跟普通 人相關、普通人容易理解的內容，還可分析複雜形勢中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給人們決策提供預見性內容。

在大資料時代，媒體人角色，就應該是意義生成者，主要工作內容是闡釋事件的影響。 建立在大資料技術之上的事件分析和意義解讀，要比採訪專家和憑記者個人判斷更有可靠性。

戰略突圍要提前佈局

為什麼走在大資料前沿的都是一些互聯網公司，而不是傳統媒體或者出版機構？ 就在於技術原因起決定性因素，技術彙聚資料，資料的意義自現，才 會有「相關性」一說，才會忽視因果聯繫。 這方面，傳統媒體業存在先天劣勢，不僅掌握的資料資源有限，掌握的人才和管理也基本為零。 可以說，絕大多數媒體機 構連傳統的流程、工具和方法都沒有掌握。

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最大的電視臺中央電視臺據稱擁有近40萬小時的節目資源，年播出總量為23.0248萬小時；而YouTube每分鐘 就有72小時的視頻被上傳，更不用提每月10億獨立使用者的行為資料。 資料量級相差懸殊。 所以，傳統媒體深受大資料衝擊和影響，但又缺乏根基，難以出現顛覆 性的創新，無法孵化出新的業務形態。

傳統媒體在大資料時代生存下去，除要對新聞業務本身進行變革之外，還要提前佈局，積累資料資產，打牢根基。 如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收購邊鋒浩 方。 邊鋒浩方擁有五六百款遊戲，活躍使用者達2000多萬，最高線上人數150萬。 圍繞這個平臺，浙報集團就可以建設資料分析系統為支撐，深入篩選捕捉使用者 行為、習慣、偏好和需求，挖掘和積累可貴的資料資源。 從其自身成長性和增值可行性來看，這個平臺對傳統媒體價值巨大。

另一方面，要加強資料能力的獲取。 媒體應通過合作、購買、外包、孵化等方式，首先掌握傳統的資料處理能力，進而具備大資料應用的能力；引進 和培養資料人才，包括擁有統計學、商業智慧、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多方面技能的「資料科學家」， 也要有知曉如何通過運用大資料來設計產品和運營企業的 分析師和管理者。 浙報集團旗下傳媒夢工廠就投資了知微、優微等專案，主要專注社交網路的資料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