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時代誰是贏家

大資料時代洶湧而來

相信許多人都對2009年美國暴發H1N1豬流感有印象，世衛組織宣佈，在美國和墨西哥暴發的人感染豬流感疫情構成‘具有國際影響的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經過2003年SARS驚嚇的國人第一次聽說「豬流感」這個名詞時表示了擔憂，卻不知道那樣來勢兇猛的疫情後來為何不了了之了。

2013年出版的《大資料時代》一書解開了大家心中的謎團，原來是大資料技術幫了美國公共衛生系統的忙。 Google公司以其公共互聯網搜索資料及其發明的資料預測模型，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傳統流行病學調查最少兩周才能完成的鎖定流行病傳染源和傳染路線的工作，為撲滅疫情贏得寶貴時間。

還有一件帶來震撼的事件，就是2013年比特幣衝擊。 一些人惋惜錯過了樓市又錯過了比特幣、一些人高傲地「鄙視」跟風炒作行為，卻不知比特幣絕非樓市風潮或為賺錢而炒作那麽簡單。 儘管它幾乎不為世界上所有政府所歡迎，但卻是一個革命性新生事物，具有挑戰現行金融秩序、社會秩序和人類知識體系的潛能，是大資料時代來臨的代表作之一。

如今，從科研、文化、教育到生產、商業和政治生活，不經意間仿佛都已被大資料籠罩，甚至出現了資料霸主取代糧食、石油霸主掌握世界的趨勢，大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感覺。

然而，大資料對於未做好準備迎接它的到來的落後或欠發展社會而言，卻絕不是錦上添花，不是可以拿來使用的工具，它是我們需要應對的一個時代處境。

大資料時代緣何而來

所謂大資料時代，可以這樣理解：資料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和現象，對生產和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成為決定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和重要資源，成為創新的源泉﹔資料技術量化一切，從不可能之處挖掘價值﹔龐大的資料資源翻湧出無以窮盡的經濟、 文化、社會等價值的同時，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諸如隱私、自由、人權、安全危機。 大資料時代所孕育和助推的，是一場新的科技和產業革命。

大資料時代是資訊時代的升級版，是資訊技術發展和社會資訊化建設的共同結果。

資料存儲、資料倉儲、資料採礦、資料呈現、雲計算、物聯網、機器學習等一系列技術進步，使大資料的價值得以呈現、大資料的世界得以建立。 然而，包括資訊文化、資訊制度在內的社會資訊化建設卻是孕育大資料時代溫床。

可以來回顧一些時間節點：1938年克勞德·香農首創資訊理論﹔1946年人類第一台電腦埃尼阿克誕生﹔1955年美國人提出「資訊自由法」，1965年獲得通過﹔1974年美國資訊和工業化協會長保羅·澤考斯基提出資訊素質概念 ﹔1980年阿爾溫·托夫勒出版《第三次浪潮》提出「資訊社會」概念、1993年美國政府提出資訊公路計畫﹔1998年美國全國圖書館和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制定美國中學生資訊素質標準，2009年1月奧巴馬上任首日簽署包含「 政府應該是透明的」「政府應該是參與性的」「政府應該是多方協作的」3點要旨的重要檔《透明和開放的政府》，到2013年世界大資料元年。

大資料時代誰是贏家

曾經有一個說法：誰掌握了糧食誰就掌握了世界，誰掌握了石油誰就掌握了世界。 面對大資料時代，有人斷言，誰掌握了資料誰就將掌握世界。 大資料時代，誰又會是資料霸主、資料寵兒？ 筆者以為，應該是如下三類機構、組織或個人：

一是做了較為充分的社會民主化、資訊化建設，又踏實地進行了客觀、準確、充分的資料積累和資料工作體系建設的政府﹔

二是控制著資料來源頭、掌握著資料獲取分析技術的公司，如：谷歌、亞馬遜、高德納，以及迎頭趕上前位波段的商業公司，如：蘋果、MOOCs、果殼......

三是一切有資料意識、能夠找到思路和辦法，具備資料素質，並敏於行動的個人和組織。

比較遺憾的是，對於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從各級政府到組織到個人，仿佛每一步都落後幾拍，都在看別人的風景，或者連風景都不曾感受得到。 我們仿佛一直在跟風炒概念、被動學知識，而不曾去領會概念和知識背後的時代特徵和時代精神。

當別人在努力進行資料積累和資料工作體系建設的時候，我們的各級政府卻在為政績而修飾或篡改資料﹔當別人建設透明和開放的資料工作機制的時候，我們卻在為堅守自己的部門利益而使社會成為一個個的資訊孤島 ﹔當別人在論證建設全國免費無線網的時候，我們的管理部門卻在論證WiFi收費、微信收費......

與歷次科技革命相比，我們在技術方面從未離前沿如此近過，但在社會制度和文化建設方面卻相去甚遠。 中國是潛在的資料大國，但要成為資料強國卻有很長的路要走。 然而，如被譽為「大資料時代的預言家」的維克托在《大資料時代》中所言：「變化來得迅猛，人類沒有時間適應，大概可能只有幾年的時間。 」 這，無疑應該成為當今國人思考和麵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