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革命,才剛剛開始

大資料時代的到來，讓「資料即資產」成為新的全球大趨勢，國家競爭焦點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的爭奪轉向對大資料的爭奪，大資料顛覆性地改變全球戰略格局、國際安全態勢、國家治理架構和資源配置模式， 引發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 對於中國而言，只有將大資料上升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升為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層面才會實現「變道超車」。

大資料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於掌握龐大的資料資訊，而在於對這些含有意義的資料進行專業化處理。 換言之，如果把大資料比作一種產業，那麼這種產業實現盈利的關鍵，在於提高對資料的「加工能力」，通過「加工」實現資料的「增值」。

全球資料正呈現出驚人的增長態勢。 根據IBM公司估算，人類自有史以來至2003年所創造的資訊量為5EB，而到2011年，人類每兩天就能產生5EB的資訊量。 ID C認為，資料產生成本的下降、投資規模的增加和資料存儲能力的增長，最終導致了全球資料增速符合「大資料摩爾定律」，即全球資料量大約每兩年翻一番。 預計到2020年，全球需要管理的資料量將達到35ZB，是2010年的29倍。

從中國情況看，隨著資訊化普及程度和應用水準的提升，金融、交通、電信等重點行業和醫保、社保、海關等重要領域已經實現或逐步實現了大量、海量業務資料的集中。 中國擁有全球第一的人口數、互聯網使用者數和移動互聯網使用者數，大資料前景廣闊，是全球最重要的大資料超市之一，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資料中心」。 根據工業和資訊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2011年中國電信、金融、醫療、文化等國家重要基礎資料總量約為900PB。 中國移動互聯網流量在過去18個月中增加了10倍，占到全球互聯網流量的10%；淘寶網每天交易達數千萬筆，其單日資料產生量超過50TB，存儲量超過40PB；百度每天大約要處理60億次搜索請求，資料量達到幾十PB， 每日新增資料10TB；上海證券交易所每秒處理近9萬筆業務，每日成交筆數達到3億筆以上；中國聯通使用者上網記錄達每秒83萬條，即每月1萬億條，對應資料量為每月300TB。

然而，相比領先國家，中國仍面臨諸多戰略風險與挑戰阻礙大資料在國家治理層面上的應用：

一是缺乏比較明晰的大資料戰略頂層設計，大資料作為戰略性資源地位尚未凸顯，作為基礎性資產、以及國家/國民財富的重要地位尚未凸顯，特別是與之適應的生產關係、制度安排等仍處於空白。

二是條塊分割體制壁壘和「資訊孤島」，阻礙國家治理中的資料開放和共用。 圍牆裡的大資料註定成為死資料。 目前我國金融信用資訊基礎資料庫已為1859.6萬戶企業和其他組織及8.2億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檔案，但這些資料協力廠商機構很難獲得。 長期以來，由於條塊分割管理體制限制，各級政府部門間的資訊網路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資料難以實現互通共用，導致政府掌握的大資料大都處於割裂、閒置和休眠狀態。 同時，由於政府部門業務執行資訊系統開發和建設的「部門化」，政府資訊系統出現「系統林立」和分裂狀態，公共資訊資源重複採集現象嚴重。

三是傳統治理思維和治理體制在大資料時代明顯不適應，資料治國的意識較為滯後。 世界範圍內，大資料正重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關係模式，使國家治理結構實現從國家獨大的治理結構轉向多元共治，然而，我國不少政府部門尚未意識到利用大資料改造傳統政府治理和政府流程再造的革命性影響。

四是法治建設滯後，維護「資料主權」、資料資產的法律標準框架嚴重缺失，缺乏有效的大資料思維和法律框架。

五是全球大資料戰略博弈升級，我國面臨較大資料安全與資料防禦風險。 當前，借助大資料革命，美國等發達國家全球資料監控能力升級，造成我國資料安全和資料防禦風險上升。 根據「棱鏡門」事件披露的資訊，美國政府和大資料公司緊密結成「美國資料情報聯合體」，共同對全球資料空間進行整體性監控分析，構築「資料霸權」。 美國「八大金剛」幾乎滲透到中國政府、海關、郵政、金融、鐵路、民航等各個領域，給國家治理帶來異常嚴峻的資料安全隱患。

大資料革命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場涉及利益深刻調整的革命。 筆者建議儘快打破「碎片化」格局，規劃「大資料治國」中長期路線圖與實施重點、目標、路徑，統籌佈局，加快大資料發展核心技術研發，推進開放、共用以及安全方面的相關立法與標準制定，建立大資料產業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以及「 互聯互通、共用共治」的制度體系，真正搶佔新的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期，重構國家綜合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