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軍事變革新引擎

認識大資料之前，世界原本就是一個資料時代；認識大資料之後，世界卻不可避免地分為大資料時代、小資料時代和無資料時代。 大資料之所以會影響一個時代，因為它已經引起社會各行專家的高度重視；之所以能建立一個時代，因為它必將廣泛應用在軍事、經濟、文化乃至思維等諸多領域。 如果如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言，「世界的本質是資料」，那麼大資料時代必將深刻地影響著未來世界的資訊化進程。 在軍事上，用小資料時代的技術和思維，很難與大資料時代的武器和理念相對抗。 面對大資料時代的軍事機遇和挑戰，要麼主動進擊，要麼被動跟進，難以置之度外。

大資料構成軍隊核心戰鬥力

大資料既是資訊庫，又是「撒手鐧」。 未來影響、決定軍事行動的核心在資料，對資料的積累量、資料分析和處理能力將成為獲得戰場優勢的決定性因素。 戰場上的即時資訊、各種偵察平臺搜集的情報、作戰指揮中心的每條指令，都是以資料的形式存在併發揮作用。 正是這些瞬息萬變、紛繁複雜的海量資料構成了最基本、最客觀、最全面的戰場態勢，從而也使大資料本身成為戰爭攻防焦點。 通過掠奪、破壞和摧毀對方資料資源建立己方的資料優勢，就可能快速達成作戰決策及行動優勢，並轉化成作戰勝勢。 當大資料成為舉足輕重的武器時，或許將開啟一種新的作戰樣式——「資料中心戰」。 敵對雙方圍繞奪取「資料主權」，瞄準「資料紅利」，在「資料新幹線」上展開激烈爭奪，爭奪的結果往往會是「得資料者得天下」。

大資料加快武器裝備智慧化進程

大資料在武器裝備上的廣泛應用，意味著武器裝備建設將從重視研發信息系統到重視資料處理與應用的轉變，從注重資訊系統的互聯互通到注重資訊系統的透明性交互操作的轉變。 當前武器裝備的資訊化程度越來越高，裝備體系內各個節點之間的資訊共用也越來越方便、可靠，但由此也帶來了突出性的問題，如原始資訊規模過大、價值不夠高、直接提取所需資訊的難度增加等等， 從而使得武器裝備體系在資訊獲取效率上大打折扣。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大資料為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有效的方法。 大資料致力於以創新方式使用海量資料，採用人工智慧來處理自然文本和知識表述，以替代目前依賴專家和技術人員昂貴而又耗時的資訊處理方式。 受益于大資料技術，武器裝備體系將從戰場上的資訊消費者升級為高度智慧化和自主化的系統。 其具體流程為：經過智慧處理後的高價值資訊進入戰場網路鏈路後，與戰場網路融為一體的武器裝備體系能即時自動感知面臨的有關威脅，各裝備節點自動感知包括我情和敵情在內的戰場態勢，在作戰人員的有限參與下高度自主地分解作戰任務， 確定作戰目標和行動方案，經過適當的審批流程後執行相關的作戰行動。

大資料提供獲取戰場情報新路徑

未來戰場上獲取情報優勢的關鍵，在於有效清除新的「戰爭迷霧」即「資料迷霧」的能力。 資訊化戰爭是公認的複雜巨系統，僅諸軍兵種龐雜的武器裝備和作戰環境資料，就足以大到使普通的資訊處理能力捉襟見肘；而敵我對抗的複雜化，更是讓資料量呈爆炸式增長，從而帶來巨大的「資料迷霧」。 但是，毫無疑問，資訊化戰爭的深層機理，也正深深蘊藏在這「資料迷霧」中。 奪取資訊化戰爭的「制資訊權」，也依賴于透視「資料迷霧」的能力。 通常人們研究戰爭機理、找尋戰爭規律的方法有三種，又稱為三大范式。 實驗科學范式，在戰前通過反復的實兵對抗演習來論證和改進作戰方案；理論科學范式，採用數學公式描述交戰的過程，如經典的蘭徹斯特方程；計算科學范式，基於電腦開發出類比系統來類比不同作戰單元之間的交戰場景。 但是，上述研究范式只能使人們感知交戰的過程和結果，並未有效提高對海量資料的管理、存儲和分析能力。 以大資料為核心技術的資料採礦模式被稱為第四科學研究范式。 人們可以有效利用大資料，探尋資訊化戰爭的內在規律，而不是淹沒在海量資料中一籌莫展。 大資料研究范式由軟體處理各種感應器或類比實驗產生的大量資料，將得到的資訊或知識存儲在電腦中，基於各式各樣的資料而非已有規則編寫程式，利用包括量子電腦在內的各種高性能電腦對海量資訊進行挖掘， 由電腦智慧化尋找隱藏在資料中的關聯，從而發現未知規律，捕獲有價值的情報資訊。

大資料引領作戰決策方式新變革

大資料帶來的重要變革之一，是決策的思維、模式和方法的變革。 建立在小資料時代基於經驗的決策讓位於大資料時代基於全樣本資料的決策。 決策是進行資料分析、行動方案設計並最終選擇行動方案的過程。 決策建立在對敵情的正確分析預測之上，其目的是通過合理分配兵力兵器，優選打擊目標，設計完成任務的最佳行動方法與步驟。 以往所進行的戰爭，制定作戰決策時缺少足夠資料支援，甚至資料本身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也難以保證。 目前所進行的資訊化條件下的戰爭，又缺乏對海量資料的分析提取能力，因此指揮員實際上更多依靠經驗進行相對概略或粗放式決策。 大資料時代，指揮員做出決策越來越取決於資料及其分析結果，而非經驗和直覺的主導。 只要提供的資料量足夠龐大真實，通過資料採礦模式，就可以較為準確地把握諸如敵方指揮員的思維規律、預測對手的作戰行動、戰場態勢的發展變化等複雜問題。 大資料所提供的高速計算能力，也有助於指揮員更加精確而迅速地設計行動方案。 如針對特定的作戰對手和作戰環境，對己方成千上萬、功能互補的作戰單元或平臺進行模組化編組，從而實現整體作戰能力的最優化；面對眾多性質不同、防護力不同且威脅度各異的打擊目標，對有限數量、有限強度和有限精度的火力進行分配， 以收穫最大作戰效益等等。 大資料時代，軍事專家和技術專家的光芒都會因為統計學家和資料分析家的出現而變暗，因為後者不受舊觀念的影響，能夠聆聽資料發出的「聲音」。 受此影響，基於經驗的決策將讓位給全樣本決策，基於大資料的決策手段將從「決策輔助」地位上升到「決策支援」地位。

大資料推動作戰指揮流程新發展

　　網路日益普及的情況下，基於資訊的流通與共享已不是難題，人們開始關注對資訊的認識，以及將資訊轉化為知識的能力。 與之相適應，資訊技術也從一開始關注Ｔ（Technology）到關注Ｉ（Information）的階段性轉變。 從建設C4ISR等資訊系統，整體管理「戰場資訊的獲取、傳遞、處理和分發」的全資訊流程，到重視大資料處理應用，綜合集成資料獲取、處理平臺和分析系統，統一優化管理「戰場資料獲取、傳遞、分析和應用」的全資料流程程。 通過對海量資料進行開發處理，大幅度提高從海量資料中提取高價值情報的能力，從而實現對戰場綜合態勢的即時感知和認知同步，進一步壓縮OODA指揮週期，縮短 「知謀定行」時間，提高快速反應能力。 隨著資料採礦技術、大規模平行算法及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斷完善並廣泛應用在軍事上，情報、決策與作戰一體化將取得快速進展，不僅無人機可以成建制地對即時捕獲的重要目標進行「發現即摧毀」式的精確打擊，而且還能通過融合情報的前端和後端 ，使資料流程程與作戰流程無縫連結並相互驅動，構建全方位遂行聯合作戰的「偵打一體」體系，從而實現體系化的「從感應器到射手」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