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陰雲：美元與人民幣的對立成為關注焦點

特約記者 桂祺瑩 本報記者 張子宇 發自北京 廣州　　「匯率戰爭已經爆發」，自9月27日巴西財長此番言論見諸報端，國際匯率領域的角力越發劍拔弩張。　　美國以鄰為壑，推行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拉攏盟友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以及日本、韓國等國亦競相干預本國匯率，全球金融市場再度震盪。　　即將到來的20國集團(G20)首爾峰會，會不會成為貨幣戰的主戰場？　　被升值恐慌　　「今年3季度以來，美元進一步貶值，加上美聯儲執行的寬鬆貨幣政策，引發了其他國家貨幣相對升值，導致貨幣市場紊亂進一步擴大，甚至陷入過度擔心本幣升值的恐慌。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教授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在美國向外轉移金融危機壓力大背景下，各國央行被迫干預匯率。　　9月，為了遏制日元上漲過快，日本政府動用250億美元干預匯市。　　10月4日，巴西正式打響匯率阻擊戰，對在其境內投資的外國投資者徵收雙倍稅，並授權財政部提前購買數百億美元的外匯以阻止本幣升值。　　在南亞，同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也隨即加入干預大軍。 印度盧比在一個月內，升值幅度高達5.2%。 印度央行通過購買近4億美元的外匯，以阻止匯率進一步升值。　　此外，泰國、哥倫比亞、秘魯等多國政府也紛紛介入干預匯率。　　「貨幣戰爭的根源在美國，美國只顧自己的利益，促使美元貶值，美元才是這場全球貨幣戰爭的罪魁禍首。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對時代週報表示。　　分析人士指出，這場貨幣戰爭的實質是由於經濟復蘇緩慢，為應對國內失業率過高局面和國內政治壓力，美聯儲醞釀加大馬力印鈔，推行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作為靈丹妙藥，以求實現經濟快速復蘇。　　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撰文表示，「拉低美元匯率也許對美國經濟環境有利，但是以鄰為壑的做法勢必激起其他國家的反制，匯率世界大戰已不宣而戰。 」　　「現在很難預測對世界經濟的總體影響，但香港因為是聯繫匯率制，直接和美元掛鉤，半年後很可能出現輸入性通脹。 其他東亞國家也會損失慘重，比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出口都會受到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張偉華博士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夫在專欄中表示，「目前局面說白了，就是美國希望讓世界其他地區通脹，而後者希望美國通縮。 美國必贏無疑，因為它擁有無止境的‘彈藥’—美元印鈔機。 」　　在美國寬鬆貨幣政策和進一步放鬆的預期下，美元已經跌至8個多月來的最低。 上世紀70年代，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曾對擔心美元波動的歐洲人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　　今天，這句話成了匯率爭端的真實寫照。　　誰在圍堵中國　　「目前匯率問題已經演變成匯率戰爭，成為美元國家和非美元國家之間的對立。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這其中，美元與人民幣的對立成為了世界矚目的焦點，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匯率戰的危險推向高點。　　魯政委認為，這場匯率戰爭的實質是發達國家經濟失衡，調整的最佳工具是國內緊縮以壓縮內需，然而這類政策措施勢必引起國內選民的強烈反對，於是美國決策層選擇壓力更小的調整結構方式，即通過本幣的貶值令其他貨幣「被升值」。　　由於距離美國國會中期選舉還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美國國內選戰的焦點。 美國經濟學者克魯格曼等在主流媒體呼籲對中國施加壓力，而美國政府和國會則分別充當白臉和紅臉，大做文章。 9月2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審議通過了特別關稅法案，法案要求除非中國提高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否則將對來自中國的商品課以重稅。　　國際輿論對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呼籲和指責也在不斷升級。　　「10月9日，G7國家就已達成避免形成競爭性貶值的共識，並就督促人民幣升值方面達成一致。 」 國海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永健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形成匯率戰，最受影響的可能是中國。 」　　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重啟匯率改革，截至10月15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6.6497，較去年同期人民幣升值2.59%，創重啟匯改以來的新高，其中9月速度達到單月1%以上。　　同一天，美國財政部雖再度推遲發佈針對人民幣半年度匯率報告，但其發表的聲明認為，若人民幣升值速度能夠維持單月1%以上，則匯率低估狀態可以得到糾正。　　而國際金融巨鱷索羅斯呼籲人民幣每年升值10%，以協助全球避免貨幣戰。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9月進出口資料顯示，當月中國貿易順差168億美元，降至5個月以來的最低點。 雖然出口下滑，但第三季度中國新增外匯儲備規模創出新高，增至2.6萬億美元。 這些資料將使得中國在11月的G20峰會上面臨更多壓力。　　分析人士認為，雖然美國目前避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避免了兩國僵局的惡化，但實則希望將匯率問題交由首爾G20峰會討論，以便聯合歐盟、日本等向中國施壓。　　無贏家的戰爭　　巴西財長曼特加建議，在G20峰會期間，各國首腦應該協商，制定一個類似1985年「廣場協定」的協定，來約束各國匯率政策。　　「在當前匯率暗戰中，隱約出現了一種讓人不安的聲音，那就是一些新興經濟體也開始加入到了美國敦促人民幣升值的陣營中。 」魯政委表示。　　魯政委還指出，需謹防美國使用「組合工具」推動人民幣升值。　　G20峰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 而美國財長蓋特納提出，IMF份額的改革和匯率政策直接相關，新興經濟體國家如果想要更大的話語權，就必須放開對本幣嚴密的管控。　　「過度著眼于人民幣是危險的，會讓局面進一步惡化。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撰文呼籲，各國切勿對人民幣反應過度。 他指出，人民幣的升值過快，將導致中國出口行業陷入破產境地，使得失業率高企，也不利於促進消費。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文章指出，各國要保持冷靜，不要寄望于快速修復，更不能同中國發動貿易戰。　　「匯率戰爭是一個零和博弈，沒有贏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藝冬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目前匯率爭端的根源是全球經濟失衡，而全球貿易失衡並不是由中國出口過多造成的，各方需要進一步協調。 」　　他表示，目前中國製造業生產銷往歐美的都還是中低端產品，貼牌生產的比較多，這些歐美本身並不生產，此外，在全球縱向分工深化的今天，很多是外國公司生產，且為包裝運輸等美國服務業帶來大量就業崗位。 打壓中國出口，只會將這些製造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工作力更廉價國家，並不能直接帶來美國本土就業率的上升。　　「現在是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依賴比以往更強。 美國很難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達到其目的。 」趙永健也認為。　　中國應更主動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外部對匯率的壓力？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教授對時代週報表示，中國需要理性面對來自國外的聲音和壓力，「不能因為有國際壓力就動匯率，也不能因為有國際壓力就不動匯率，應該堅持匯率的自主性」。　　丁志傑認為，目前中國是被動地應對升值，反而讓美國愈發緊逼。 匯率的改革不能與其他問題糾纏一起，應該以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況和需要來決定，而唯一出路是脫離美元，將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準。　　「匯改的著眼點應在制度，而不是最終價格。 如何推進一攬子貨幣制度與美元脫鉤，才是從上至下最需要做的。 」譚雅玲對時代週報表示。　　趙永健表示，中國應一方面保持人民幣小幅穩步升值，加大匯率雙邊波動幅度；對短期資本流動加強監管；控制國內貨幣供應量增長；另一方面，須穩定國內通脹預期以及嚴控資產價格泡沫；同時繼續穩步推進國內金融市場開放步伐。　　「這樣做既達成一定的妥協使得避免造成與美歐關係的僵化，但又保持對本國經濟的獨立性。 」趙永健認為。　　其他接受採訪的經濟學家也指出，未來人民幣匯率還將逐步地繼續上升，對美元的波動幅度將擴大，但應該更加靈活，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也有輿論擔心，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僅會損害出口行業，還可能讓中國陷入類似于日本上世紀90年代所遭遇的「失去的十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藝冬認為，「中國不能永遠靠廉價工作力和資源來實現競爭力。 」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性調整和「十二五」規劃產業升級正是朝這方面走。 而中國經濟調整的關鍵問題，恰恰是減少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和居民儲蓄，促進消費。　　摩根士丹利前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現執教于耶魯大學的斯蒂芬·羅奇在接受美國《巴倫週刊》採訪時表示，目前中國正在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農村人口收入，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國內消費，如果轉型成功， 中國國內消費占GDP比重可以從目前的35%上升到45%，從而實現中國和全球經濟結構再平衡的重大轉變。　　這一過程同樣不能急於求成。　　「周小川已經明確表示，‘我們不採取休克療法’。 這基本代表了中國政府地態度：在可控的範圍內漸進式的改革。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杜金泯教授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存在在目前還是合乎中國國情的，不能把它們都搞死。 我看了‘十二五’規劃，新興產業增值只占GDP7%，所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相當漫長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