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罪之身的二次創業：84歲褚時健和他的「褚橙」

去昆明前，我們聯繫了褚時健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辯護律師馬軍。 最近幾年，褚時健一直在離玉溪不遠的大營街居住，能夠見到他的媒體人，都通過馬軍律師。

褚時健不愛見人，他解釋是自己性格所造成：歷來就不會求人，也不懂經營HTTP://www.aliyun.com/zixun/aggregation/7185.html">人際關係。 過去紅極一時的時候，他去哪裡都不願意公開行蹤，主要原因是人們見他開口就是一個煙字。 那時候，拿到他的批條就是拿到了錢，只要一個條子就是幾千萬元，他覺得，這些人拿到條子得到了利益，卻給他自己埋下了禍患。 而且，見什麼人不見什麼人本身也可能是禍患。

他一直是儘量躲人。 這種習慣，已經維持了很多年。 他自己說：離得遠一點，清靜一點。 因為他現在有能力說這句話，不需要找誰求情，一年掙個幾百萬元，日子可以過得遠離塵囂。

可是沒想到，近年因為「褚橙」的名聲在外，他又開始被迫抛頭露面，這實在不是他願意的。 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時候，儘管轉銷商百般邀請，他還是只肯坐在汽車裡露了個面就匆匆離開。 不見外人，似乎已經成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

儘管我們知道勉強，可還是很願意見到這位曾經轟動一時、如今還是不肯言敗的風雲人物，因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種種有趣的、值得深究的變化。

沒想到，儘管有馬軍律師作為仲介人，我們的探訪還是失敗了。 原來很簡單，在接受了一兩次卻不過情面的採訪後，大批報導使得相關部門的領導給褚時健一些話，意思是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了。 本來褚時健就屬於保外就醫的敏感身份，要是大肆宣傳肯定會引發麻煩。 這樣一來，本來就不愛見外人的他索性關上了大門，即使你知道他住在哪裡，也能敲開他家的門，碰到的還是永遠的拒絕。 若干個常年陪伴他的年輕人會很禮貌而堅定地說他不在，或者「他身體不好，請你們離開吧」。 我們只看到了高大的屋宇和悄然的室內，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裡，在那裡面，他掌控能力依然強大。

對採訪者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打擊。 特別是和他同住在大營街的弟弟褚時左也已經去世，而煙廠的大部分同仁都拒絕被採訪。 他們認為，褚時健是敏感人物，對他的報導會直接影響煙廠的走向。

我們於是只能從週邊走向褚時健。 通海縣是褚時健上臺後大搞優質煙葉試驗田的地方，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就開始將工業的觸角向上游延伸，通過提供化肥和水利設施來控制煙田，整個通海縣連續10年成為中國煙葉產量的第一名， 意味著褚時健和玉溪捲煙廠控制了最優質的原材料，這實際上比起當年所宣揚的「煙田是第一車間」的管理觀念要深刻很多。

通過原料控制，進而打通產供銷三者分立的體系，褚時健當時衝破了中國煙草經營分立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 在計劃經濟年代，這種力量使他的煙企迅速在西南邊陲崛起，名牌「紅塔山」的誕生，更使他在計劃經濟的體系內獲取了特權——玉溪捲煙廠可以採用浮動價格出售自己的計畫外香煙，大量資金湧進玉溪捲煙廠，拿到褚時健的條子，就意味著一夜暴富。

就這樣，褚時健一步跨進了市場經濟，成為財富漩渦中心的人物，各種利益、各種關係正因他多年來的積累和破局，使自己成為漩渦中心，身在漩渦中心，擁有了危險的權力。

為什麼說權力危險？ 在缺乏嚴格法律環境和配套市場機制的社會裡，一個隨手批幾個字就能換取無限財富的人，如何自處才能毫無風險？ 顯然，即使聰明智慧如褚時健者，也沒有給我們這個答案。 隨即而來的關於褚時健的「罪與罰」的審判，在當年引起轟動，一方面是人們對煙王命運的關注；另一方面，人們確實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類似現象有普遍的共鳴。

2002年，褚時健因病保外就醫，沒想到他未被牢獄之災壓垮，卻很快以敏銳的判斷開始了二次創業。 我們長途跋涉去他在新平山區的柳丁林，發現他又掌握了土地，藉以新技術手段開發，並採取全新的銷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為名牌。 這一次，他的風險也許要小得多——因為現在他經營的只是一個私企，不再掌握他個人其實無力操控的權力與資源，不再可能成為權力利益網中的一個卒子。 他現在已經又成為名副其實的自己創造的財富的擁有者，他的未來之路上還可能會遇到什麼呢？

這正是我們關注褚時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