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大資料推動新變革

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發的前幾周，谷歌公司的工程師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令公共衛生官員和電腦科學家感到震驚的文章，聲稱谷歌能夠預測冬季流感的傳播——不僅能預測到全美範圍的傳播， 甚至可以將流感傳染目標鎖定到地區和州。

原來，谷歌是通過觀察人們在網上的搜索記錄來完成這個預測的。 在流感爆發後，谷歌發現與流感這個關鍵字相關的搜索量也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 每天，谷歌都會收到來自全球超過30億條的搜索指令。 在如此龐大的資料資源支撐和説明下，谷歌通過對搜索相關性的分析做出了準確的預測。

這是去年美國暢銷書《大資料時代》中描述的一個故事，並借此形象地推出了「大資料」（Big Data）這一概念，使之成為2012年互聯網界極受關注的高頻熱詞。

全球資訊諮詢機構國際資料公司（IDC）對大資料的技術定義是：通過高速捕捉、發現或分析，從大容量資料中獲取價值的一種新的技術架構。 大資料具有4V特點：Volume（體量）、Velocity（速度）、Variety（多樣性）、Value（價值）。

知名互聯網評論人士謝文近日接受財新記者專訪，對大資料及其帶來的革命性應用進行了深入的闡述。 他認為，大資料將開啟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不僅將引領IT領域的技術變革，還將深刻影響世界的方方面面。

「一言概之，大資料時代，是人類資訊社會在經歷電腦時代、互聯網時代之後的收官階段，一個資料化的地球在高速形成。 」謝文表示。

大資料正在從宏觀社會到中微觀市場貫穿其影響。 美國政府已在2012年發佈「大資料研發計畫」，以此來提升美國在科學發現、環境與生物醫藥研究、教育和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能力，解決美國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問題。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3年國情咨文中，更是將3D列印技術視為重振美國製造業，甚至引領下一輪製造業革命的新動力，而3D列印技術也可理解為大資料時代下的資料化製造。

在謝文看來，在電腦和互聯網時代勉力跟隨的中國，大資料時代應不甘落後。 但素來缺乏社會資訊共用機制的中國，一切還得從打破資訊壁壘與體制封閉開始。

財新記者：按照你的分類，人類現代資訊社會分為電腦、互聯網、大資料三大階段。 我們正在進入的大資料時代，具體來看，即將給我們生活的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

謝文：現在整個世界正處於一個大轉型前的拐點。 之前的20年，全球享受了冷戰後的全球化紅利，交易壁壘、貿易壁壘、貨幣壁壘被逐一打破，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推動了9374.html">世界經濟的發展。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深刻影響了世界，全球貿易的推動力也基本消耗殆盡。 世界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大資料將是新的推動力。

大資料時代，是人類資訊社會的收官階段。 之前的電腦時代和互聯網時代，都是為大資料時代做鋪墊和準備的。 電腦時代的核心是計算能力，極大提高了人們對資料的處理能力；互聯網時代解決了資訊移動和連接的問題；而大資料時代，可將世界萬事萬物通通資料化，讓人們在資料利用中優化現實操作和行為，令全球系統的運行更為高效。

從物質世界到資料世界，這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如果人們能夠突破資料獲取、存儲和分析處理的成本障礙，就可以輕鬆獲取與利用大資料，從根本上推動製造業、互聯網業、金融業等經濟領域的變革，甚至改變社會管理的方式。

財新記者：與電腦時代、互聯網時代相比，大資料時代的核心是什麼？

謝文：大資料時代的核心詞是開放與融合，以及「一切皆可資料化」的思維。 萬事萬物皆可資料化。

如果把世界看作可理解的資料海洋，那麼大資料就是一種可以滲透到所有領域的世界觀。

現在很多公司講得更多的是「資料大」，而不是大資料。 大資料應該是完整綜合的、開放公共的、動態及時的。 這樣的大資料才能為人們提供全新的視角。 牛津大學教授舍恩伯格在《大資料時代》一書仲介紹了大資料時代的思維變革，強調全體資料而非隨機樣本，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以及不是因果關係而是相關關係。

現在一些企業如Facebook已經在其平臺上進行了資料共用。 一些國家也在嘗試資料公開。 美國政府通過大資料網站「Data.gov」，公開了數以十萬計的開放資料庫，建立了有幾十個國家參與的開放政府聯盟，將社會公共資料對任何協力廠商開放。 這將成為一種潮流，大資料是大趨勢，無論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都會被捲入。

大資料時代，還需要新的邏輯和思維，需要想像力。 一切皆可資料化，小到「上帝粒子」，大到整個宇宙，都是由資料化的資訊構成。 人類社會的各種行為也可以資料化，所有的問題都能通過資料化的方法解決。

而且，大資料時代的成本，絕大部分已沉澱在歷史中，並分解于整個社會系統。 甚至在工業社會之前，世界就存有大量的資料，電腦時代和互聯網時代更是積累了資料的收集、存儲和分析處理的各種能力。

財新記者：互聯網時代深刻改變和衝擊了媒體、電信、零售等傳統行業，大資料時代又將如何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與變革？

謝文：以往發生在互聯網時代的故事還會在大資料時代重演。 現在大資料仍處於萌芽的狀態，未來對實體經濟和商業的變革將顯著發生在以下幾個領域：

首先是醫療健康領域。 以往的標準化平均值治療，將向精確化、數位化醫療轉變。 通過資料化及傳感設備，可以進行精確的治療，甚至器官再生。

這個已經過了思想革命的概念階段，進入了實操階段，接下來就看誰能有效降低成本進而大規模推廣。

其次是製造業。 以目前3D列印為代表的資料化製造，是一種個人化的、全新的製造方法。 不需要模具，就能夠做到不同材料的無縫對接。 甚至以往難以製造的東西（比如人體器官），也可以通過資料化方式還原製造。 這種新興的資料化製造，從資料到實物的轉化都會進入低成本、大規模、打破時空界限的全新歷史階段。 這將重新定義眾多產品製造業的產業鏈和商業模式，設計、製造和流通過程所需要的資料整合將成為產業上游。 資料化的製造業還將極大地降低庫存，甚至做到零庫存。

三是金融、航空等行業將完全電子化，比如依託大資料，可以準確預測機票價格的走勢。

四是軍事安全領域。 這雖然不是商業領域，但是對大資料的依賴更高，也有可能是最先實現突破的領域。 軍事安全的後臺支援，衛星系統、資料分析系統等對各類資料的要求更高。

另外，離大資料最近的還是互聯網行業。 互聯網未來可能向資料服務業遷移，以往通過網站服務、APP賺錢的方式，將是極小的分支。 整個資料服務產業鏈由資料生產、傳播、獲取、存儲加工和分析出售等環節組成，各個傳統行業將分門別類地屬於一個和數個產業鏈的環節。

利用大資料，將會產生更多的商業模式創新空間。 美國一家名為氣候公司的創業公司，每天對美國境內超過100萬個地點，未來兩年的天氣情況進行超過1萬次類比。 隨後，該公司根據根系結構和土壤孔隙度的相關資料，與類比結果相結合，為成千上萬的農民提供農作物保險。 這就把傳統的、標準化的保險產品更精細化、個人化了，這就是全新的商業模式，利用了人、社會和自然三種大資料。 這代表了大資料時代的一個方向。

財新記者：大資料時代有哪些具體的創新方向？

謝文：大資料時代有前臺、中台和後臺三個主戰場。 前臺是資料終端，負責資料獲取和傳輸，如手機、電腦、智慧眼鏡、汽車以及各種感應器等，將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資料化。 這也是目前爭奪的主要戰場。 出現的創新數不勝數，比如谷歌的眼鏡、自行汽車，蘋果的手機，內置在藥片中的感應器等等。 現在流行的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概念，都囊括在大資料的概念中。

中台則是資料中心，是各類資料的存儲和分析平臺。 現在各家設備廠商、IT產業主要集中在這一環節，它們將轉向大資料整合和解決方案供應商。 雲計算屬於這一範疇。

真正的後臺，則是基於大資料的創新。 目前還沒有看到真正的基於大資料模式的領軍公司。 或許這個公司都還沒有誕生。 但基於大資料的商業模式創新，在五六年後一定會催生出一批大公司，下一個谷歌、下一個Facebook都將在大資料時代出現。

在大資料時代，當效率一下能提高數倍的時候，新的生活方式和經濟運行方式一定會產生，傳統方式受到的衝擊將是顛覆性的。

財新記者：如此看來，大資料將是企業創新的競爭力源泉。 但大資料本身是個宏觀的概念，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力，政府力量在其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上升到政府與國家層面，大資料可能產生什麼作用？ 中國有何借鑒？

謝文：大資料將會變革社會管理的方式，成為國家競爭的前沿。 美國的突破口是開放政府，建立了開放資料平臺Data.gov，將社會公共資料公開在這一平臺上，通用格式，令所有人可得。 這在公共領域，對預防犯罪、交通管理、教育、反福利欺詐等都非常有效。 美國聯邦政府要求各個州都公開相關資料。 美國、英國等國家還組建了開放政府聯盟。 在公共管理領域，大資料的投入少、收益高且見效最快。

這非常值得中國借鑒。 在大資料時代，中國有足夠的機會，因為中國的市場足夠大。 另外，中國還有另一個因素——中國有著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如果思路正確，走對道路，的確可以在某些方面表現出更高的效率。 在電腦和互聯網時代，中國作為追隨者大體與世界保持同步。 現在世界正進入大資料時代，中國同樣也不能落後。

但中國的基礎性問題是沒有資訊開放的標準，更沒有社交資料共用機制。 無論政府還是公司，中國在資訊共用方面的理念都相當保守。 同時，中國還缺乏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法治體系作為基礎支撐。

另外，中國的創新環境也與歐美國家不太一樣。 中國過去十年是經濟增長的爆發期，快速的增長與人口紅利，讓中國似乎有了些不急於創新的本錢，在諸多領域相對封閉，固步自封，甚至劣幣驅逐良幣。

對中國的新一屆政府而言，過去的模式不可持續，需要尋找新的出路，而大資料是一個必要的選擇。

中國可以從在各領域建立統一的資料庫開始，系統考慮大資料的國家戰略。 由此可解決很多現實問題，如預算公開、反腐敗等等。 例如，中央政府在撥款的時候，即可要求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建立資料庫並公開，採用通用、開放、共用的原則，每分錢的去處都可以資料化，隨時可查。 對政績的考核標準也可以資料化。

如此，很多問題就轉化為具體操作的問題，而非意識形態的問題。 大資料思維能夠提供很多方法，來解決中國的體制性障礙。 ■

(責任編輯：蒙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