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者在香港

在香港，珠寶與首飾零售品牌周大福有90家門店，平均單店銷售額每年超過3500萬港幣，雇用萬名員工。 化妝品零售商莎莎有98家門店，平均單店銷售額也接近3500萬港幣，雇傭員工近5000人。

在西九龍，從旺角到尖沙咀，他們的門店舉目可見，來自大陸的觀光客比肩繼踵，揮舞著銀聯卡「買買買」。

截止2014年6月，香港零售業就業人數272 000人，占所有私營經濟雇用人數的9.9%，零售業占GDP總額的22%以上。 另一個經濟支柱金融行業就業人數228000人，占總就業人數的6.9%。 然而，

「香港所有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加起來可能只有三四千人」，

貨車召車軟體GoGoVan的創始人林凱源（Steven Lam）告訴36氪。 即使把所有香港政府認定為高新科技行業的就業人數加在一起，這個數位也就只有三萬上下。

人人都在談論GoGoVan

所以GoGoVan上個月宣佈獲得人人網1000萬美元投資，這條消息振奮了整個香港創業圈。 「人人都在談論GoGoVan」，投資人Ping Wong對我說，「我有的時候晚上回家打不到車，會在附近買上一大包東西，用GoGoVan叫一輛卡車，讓司機送貨順便載我回家」。

我上個週末從深圳到香港，聊了四家香港創業團隊，完全能夠感受到GoGoVan在他們心中的分量。 確實人人都在談論GoGoVan，就像在深圳人人都在談論DJI大疆。 區別是前者只不過拿到了千萬美元融資，後者已經估值數十億美元，有望在明年迎來IPO。

「在矽谷每個投資人都在問我們什麼時候去大陸市場，有一個中國的故事，估值可以提升十倍」，提供電商快速建站服務的Shopline聯合創始人Fiona Lau告訴36氪， Shopline之前作為500Startup的入選項目在美國孵化過一段時間。

Shopline這樣的快速建站電商平臺過去兩年在大陸已經並不鮮見，但是在激烈的電商競爭壓力下幾乎都沒能生存下來。 但是Shopline這樣的平臺可以稱得上是2.0版本的快速建站。 他們不僅要用簡單美觀的方式為客戶建立Web網站，還有通過地推方式獲取使用者，並和支付、物流、零售和社交網路對接，説明使用者獲取流量。 這就有Airbnb的味道在裡面了，幫使用者解決問題，而不只是展示商品。

嗯，這一代香港創業公司避開了北京和矽谷在純線上積累的優勢，直接進入了Airbnb和Uber的時代。 跨越式發展的好處是避開了和強大對手的競爭。 壞處是卡車司機和小店主，分別需要GoGoVan和Shopline手把手地培育使用移動互聯網的習慣。 Fiona有過淩晨三點在矽谷接香港店主電話的經歷。

好在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單一市場，從8月底到11月的9周裡，Shopline的使用者增長了6倍，付費使用者增長了14倍。 在香港這個線下商業體系成熟和社區關係穩定的城市里，Shopline的模式解決了兩個問題：

消失的小店

「租金越來越貴，很多普通商戶只能往樓上搬」，Shopline可以說是租金上漲的受益者，因為這些樓上的店鋪需要把行銷和商品展示放線上上。 同時，Shopline也是高額租金的受害者，作為太古地產blueprint創業加速計畫的一部分，他們目前和10家創業公司共用空間。

「在我小的時候，香港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2010年畢業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Steven口中的「小時候」應該指香港向大陸開放自由行之前，那時候他還在讀小學，「現在只有周大福和莎莎可以租得起臨街鋪面，像你說的那樣， 多得像理髮店一樣」。

很多大陸的香港影迷來到香港，抱怨香港「港味」不再，或許就和這些消失的小店有關。

和Shopline不同的是，GoGoVan現在「有錢、任性」，剛剛在觀塘租下上千平方米的辦公室。 進軍大陸市場的計畫讓他們獲得在資本市場獲得了充足的彈藥。 Steven並不害怕在大陸的競爭對手，比如剛剛拿到500萬美元A輪融資的運滿滿。 但他仍然對大陸的激烈競爭表示擔心，「有很多投資人過來，說了兩句就覺得不是來認真談融資的，而是來打探你的」。

Steven五年前在復旦大學讀過半年交換生，他最後選擇了人人網的投資，而不是更豪爽的BAT或者更適合開展業務合作的58、趕集，因為「覺得人人網是朋友」。 除了人人網這個朋友之外，Steven並不排斥在業務上和58、趕集等流量入口做朋友，畢竟在大陸更多人是在生活服務網站而不是電召平臺上尋找貨車。

而Shopline沒有在大陸找到朋友，所以他們不敢輕易進入這片廣袤的土地，而是選擇了進軍文化和商業環境更加相似的「臺灣、新加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BAT快來

Shopline是投資人Ping Wong通過郵件介紹給36氪的十家香港本地創業公司之一，她一個人幾乎覆蓋了這個城市的創業圈，這在大陸的一線城市是難以想像的。 香港沒有YC，沒有36氪，創業者非常孤獨。 很多人選擇西進或者北上，在到港之前我在深圳，幾乎走訪的每一家硬體孵化器，都有一個來自香港的團隊。

「在香港創業要付出的機會成本太大了，房價很高、物價也很高」，Steven畢業回到香港，拒絕了所有大公司的offer，在同齡人中被視為異類，「（他們）在投行或者諮詢公司上班，用幾十年時間換一套小小的公寓」。

如果不願意選擇到金融或者諮詢行業，香港的精英STEM畢業生還有很多直通矽谷的機會。 普通的畢業生，也會傾向選擇進入零售業或者旅遊業。

甚至連在校學生都沒有給創業公司提供土壤。 Shopline這種模式本來很適合在校園市場推廣，但是因為很多學生去做代購，遠比自己開店回報來得快，所以目前只有少量有設計和品牌意識學生在他們的平臺上。

因此Steven羡慕起大陸的年輕人，「我不害怕BAT來到香港開展更多業務，即使會和我們有一些競爭。 我希望他們快點來，讓香港的年輕人看到，還有另外一條路」。

Fiona同意Steven的看法，在創業之前，Fiona在高盛和迪士尼香港工作，「香港的互聯網太不成氣候了，這裡有什麼電子商務，eBay？ 雅虎？ 」不過Fiona對未來很有信心，「以後線下和線上會更多結合在一起，香港會有一些優勢」。

年輕人的憤怒

和Fiona、Ping Wong的會面的最後，我向她倆推薦了36氪上一篇很火的文章《聰明人為什麼不來創業》，並約定以後要多關注一些香港的創業公司。

從金鐘廊的咖啡館出來，目光所及，看到了紅棉路高架橋上密密麻麻的帳篷，忍不住邁開腳步走過去。 「看一看總是可以的吧」，我心裡這麼想。 正想著手機彈出了央視新聞的推送：「香港三名‘占中’贊助者向警方自首」。

憤怒的年輕人終歸是要散去的，只是很好奇，這些學生畢業後究竟會走上怎樣的道路呢？ 是否仍然和他們過去十幾年的前輩一樣，進入金融、地產、零售或者旅遊行業的巨頭，做著按部就班的工作，數十年勤勤懇懇只為一方小小的公寓。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論斷：

「經濟上受控制則意味著處處受控制...... 沒有經濟基礎上的自由，其他自由都是無從談起的」

「香港的年輕人被慣壞了，自由得太久了，不知道我們是怎麼過來的」，在香港的最後一頓飯，是在佐敦的路邊攤吃的叉鵝飯，旁邊坐著一位長者得知我是從北京來出差的，用熟稔的港普對我說，「現在李超人（李嘉誠）都要挨駡了， 我們都是很尊敬李超人的，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香港還是只有一個李超人，而且還要走」。

是啊，年輕人如果不創業，哪裡來的下一個李超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