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矽谷：科技創業公司正撤離矽谷

今年5月，著名的「閱後即焚」社交應用SnapChat創始人Even Spiegel來了一趟中國，拜訪了一些中國做社交應用的同行。 其中，在和一個同行吃飯聊天的時候，對方隨便地問了一句「你們公司在三藩市什麼地方？ 」，於是Even Spiegel很嚴肅地回答：「我們不在三藩市，不在矽谷，我們在洛杉磯」。

「為什麼不在矽谷？ 」自然少不了這樣的追問。 在中國的大部分互聯網從業者和創業者來看，矽谷是創新的天堂，有著最瘋狂的一群人，風險投資、孵化、創新者社區、大學和巨型互聯網公司構成的生態系統相當完備。 世界上那些最酷的創新，理應出自矽谷而不是其它地方。 據說，Even Spiegel當時沒有太多地解釋這個問題，只是淡淡地回復：「我不喜歡那個地方」。

如果連Even Spiegel都不喜歡矽谷了，那矽谷一定發生了些什麼變化。 這位SnapChat聯合創始人是個90後，出生在洛杉磯，在斯坦福就讀過商學院。 但在學業結束前，他就開始專注在SnapChat上，並且搬回了洛杉磯地區。 洛杉磯市郊，SnapChat在long beach附近的沙灘上有著一座大房子作為日益擴張的團隊的辦公室——在三藩市或矽谷核心地帶的Palo Alto與Menlo Park，這樣的一個地方貴得離譜。

SnapChat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這家在美國甚至是加州誕生的估值高達數十億的「創新公司」選擇了洛杉磯地區而不是三藩市灣區（傳說中的矽谷）作為「總部」所在地。 而另一家被Facebook 20億美元收購的虛擬實境技術公司Oculus Riftde，也把總部設在了洛杉磯附近的Orange County——即便在完成收購之後，Oculus的團隊仍然留在Orange County辦公， 並且在好萊塢舉行了它的獨立開發者大會，而沒有像Instagram和Parse等被收購的公司那樣，搬進Facebook在Menlo Park的園區。 此外，最著名的「匿名社交」應用Secret，總部也在洛杉磯。

這些公司在洛杉磯自然有它們的道理——那些社交屬性突出的創新公司，需要靠洛杉磯地區偏向娛樂和名利場文化的氛圍積累最值得傳播的內容，而Oculus這樣技術驅動的公司顯然在洛杉磯一帶更容易獲得合作夥伴和天然的客戶。 但同樣重要的另一層原因是：這裡的房屋租金和人才都相對更「便宜」——而且對這裡更「便宜」的人來說，他們很多人也是來自全美最棒的學校，而且不至於隨時被周邊幾英里之外的其它公司挖走。

與此相同，你會發現紐約聚集了另一個類型的創新公司——與電子商務、交易、設計和新媒體密切相關。 像Fab和Birchbox這樣的公司簡直就是天然的紐約產物。 最近B輪融了1.85億美元的支付與商戶解決方案商Mozido也在紐約。 而Google最近鉅資投資的另一家「下一代虛擬實境技術和可穿戴設備」公司Magic Leap總部則在美國最東南部的佛羅里達，同時在洛杉磯（而不是三藩市灣區）也有一間辦公室。 此外，另一些與三藩市灣區有著同樣「技術驅動」基因且獲得了數千萬美元以上的創業公司Quantopian和PortalInstruments等都位於頂級高校和精英最聚集的馬賽諸塞州的波士頓和劍橋一帶。 而以DNAtriX為代表的一些與生物技術和新能來源資料化相關的頂級初創公司，越來越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休士頓和美國加州最南部的聖地牙哥紮堆。

它們都不在矽谷。

也許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當中國的大量熱錢、互聯網巨頭甚至一部分創業公司開始成規模地向矽谷進發的同時，矽谷自己正在完成著它自己的調整和「去中心化」。 而這裡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是：科技公司越來越不僅僅是只提供「科技」給它的使用者的公司了。 早年的英特爾、甲骨文和思科當然奠定了矽谷且心安理得地待在這裡，Google這樣的公司也顯然最適合矽谷這個地方，Twitter和Facebook也還好。 但當科技本身越來越接近一種基礎設施，而「科技公司」必須通過「技術」作為手段為人們提供生活場景中所需各種不同服務的時候，這些科技公司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資源往往不在三藩市和灣區當地，這就導致了矽谷本身的「去中心化」：與娛樂、 電影製作和動畫密集相關的資源在數百英里之外的洛杉磯好萊塢；與設計、商業交易、媒體和金融有關的資源更多在紐約；與生物醫學、新能源有關的資源和人才更多集中在德克薩斯州的休士頓和奧斯丁以及加州最南的聖地牙哥 ；與公共設施更多的相關資源在加州以北俄勒岡州的波特蘭...... 總體而言，合作夥伴與潛在客戶在哪裡，這些科技公司的總部就傾向于設置在哪裡，而不僅僅是守著傳說中的「創新搖籃」和風投最活躍和密集的地方——矽谷。 這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變化，但你可以看到，就像大陸板塊漂移一樣，越來越多的「創新公司」在更深層次原因的作用下，從矽谷漸次向不同地方完成資源和人才的遷移——但它們仍與矽谷有著密不可分的，在資本交易、人才、 社交網路和精神家園上的連接。

這個現象直接導致了另一個變化，即「矽谷不可複製論」的打破。 一些矽谷的精英——比如Y Combinator孵化器的創始人Paul Graham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以及Khosla Ventures和Andreessen Horowitz的大部分頂級投資人， 一直以來都堅持認為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不必試圖刻意地複製另一個矽谷。 因為矽谷形成的時代背景（冷戰與軍備競賽）、矽谷的人際網路與整個生態系統、以及矽谷創新「永動」背後的獨特文化是無法被拷貝的。 而激發世界上最棒的創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全世界最棒的創新代表都到矽谷來接受新的洗禮和「再教育」——Y Combinator孵化器一直都是這麼做的，它號稱能給一個創業者最好的人際關係和資源，無論是從矽谷頂級的大佬和Y Combinator的歷屆學員公司之間——它們中的一些都已經成為估值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公司（比如Dropbox和Airbnb）。 但對一家可能加入了YC的位於班加羅爾的租車應用公司來說，搞定印度的大大小小汽車租賃行可能比跟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的一頓午餐還重要，但地理意義上的矽谷在這個問題上對它的説明是有限的。 同樣，對一些科技公司來說，好萊塢、紐約、休士頓、奧斯丁、波特蘭和聖達戈在資源上的重要性可能都比三藩市灣區更重要，它們需要在那些地方紮根和拓展，但與此同時，這些公司的創業者也為這些地方注入了越來越多的創業精神和「矽谷精神」 ，他們在矽谷學會的那些思考方式、驅動公司增長的方法論、建立人脈網路的技巧、跳出「盒子」思考的意識甚至講故事的魅力，都會被帶到矽谷之外的地方。

矽谷的去「中心化」甚至不僅僅是擴張到美國的其它地方：設計和時尚的另一個全球聚集地倫敦、下一個清潔能源與數位化結合在一起的突破性創新國度以色列...... 在PingWestSYNC 2014三藩市專場下午有關智慧硬體的討論環節，不止一個三藩市當地的硬體創業者說：「你什麼都不需要想，買一張機票，去深圳，在深圳找一個合夥人」，而位於三藩市的硬體加速器——無論Lemons Labs還是PCH International，都會讓自己的創業公司同時在三藩市和深圳兩個地方接受不同的訓練和「洗禮」。 這些例子，也都是矽谷去中心化的典型例證。

當矽谷的外延在不斷擴大，「矽谷范兒」已經變成一種全球創新最時髦的語言和標籤，矽谷的VC也在發生變化。 這兩年，越來越多的矽谷VC開始認真地探討「矽谷和美國之外的機會」，中國當然是探討的重心之一，德國、以色列、英國甚至馬拉西亞也都在列。 我記得上次我見到Y Combinator的新任總裁Sam Altman是7月底，他當時正準備去倫敦做一場Y Combinator的年度活動Startup School。 談到中國，他說：「如果Y Combinator真的準備開美國之外的代表處的話，中國毫無疑問是第一站」。

再看看矽谷正在發生的問題：除了因為科技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不同場景，因為資源配置的側重而導致一些科技公司從矽谷向外輻射之外，矽谷對新的科技公司似乎也越來越不那麼友好了。 大公司壟斷了所有的社會和人才資源，房屋的租金、生活成本和人力成本正在往高的離譜的方向發展，人才的流失也越來越嚴重。 即便沒有不同行業資源的問題，矽谷本身的生態系統也處於一個幾乎「滿負荷」的狀態。 某種程度上，「去中心化」的調整也是它自下而上自己發生的。

也許Google聯合創始人兼CEO 拉裡佩奇最近接受採訪表達的觀點也能代表矽谷當下的問題和轉折期的特殊現象：矽谷已經變得短視，沒有取得真正的突破，越來越不關心大創意。 這種現象讓矽谷變得不堪重負，而技術與消費生活的「淺薄」結合也讓那些原本應該在矽谷的公司去了它們各自更應該去的地方。 而另一個方面，矽谷仍是世界科技的震源——那些最原創和突破性的技術革新，仍然適合發生在這個地方。

(責任編輯：mengyi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