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者黑洞：環保節能要靠技術還是靠關係？

一個在商業和政治上無比正確的熱點產業，為什麼在現實市場中卻不斷地「撞南牆」？

節能環保，2010年的新時髦。

2009年底，哥本哈根會議的破局不但沒有讓火熱的清潔技術在中國降溫，恰恰相反，繼新能源之後，節能環保2010年又成為了這個新貴產業家族中的新熱點。

就在今年年初，在黨中央確定的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佈局中，「加快推進節能減排，加快污染防治」被提升到「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的高度，節能環保也因此具有了國家戰略產業的貴族身份。

一時間，節能環保成為投資人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熱度大有和「老大哥」新能源並駕齊驅之勢。 但是，「不和諧」的聲音也開始在《創業家》周圍出現。 「環保產業是政府的政策強制在往下推，看起來這個市場是起來了，但從技術的角度和產品的角度看，這並不是真實的情況。 」一位要求匿名的外資創投清潔技術專業投資人說。 更有投資人直言不諱地告訴《創業家》：「這是一輪劣幣驅逐良幣的畸形泡沫。 」

在對業內創業者、專業投資人和外資投行經理進行了長達近兩個月的訪談之後，《創業家》深深感到有一堵厚重的牆橫亙在中國節能環保產業的面前，阻擋著它良性前進的腳步，也塑造著牆裡牆外不同的生態。

牆外人吳旭琲

吳旭琲想撤了，撤出中國。

「這是我不得已的選擇。 雖然我是在加拿大開始創業的，我的技術也是在加拿大研發成功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是願意把我的新技術首先拿到中國來實現。 但三年了，我越來越困惑，我們拿著一個好東西，我們出錢，我們出技術，為什麼阻力就這麼大？ 」

三年前，吳旭琲從加拿大回國創辦了加華環境，他希望自己的市政垃圾處理新技術能夠説明中國不要再走上垃圾焚燒發電這條已經被工業化國家遺棄的道路。

今天，垃圾焚燒對於我們普通中國人來說已經不是陌生的概念。 由於其惡名遠揚的二英排放污染問題，近年來，它也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焦點話題。 在北京、南京、深圳、番禺、吳江、襄樊等一系列城市，都發生過市民集體抵制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事件。

雖然「挺燒派」認為隨著技術的成熟，垃圾焚燒過程中二英的生產量已經極大幅度的降低，但是作為一種劇毒致癌物質，微量二英的長期積累也有可能對人體健康構成致命威脅。 西方學者對此有深入的研究。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工業化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限制垃圾焚燒發電工藝，比如日本，到2000年時已經關停了4600座垃圾焚燒設施，占到其總量的70%。 加拿大甚至立法要求炸毀已有垃圾焚燒設施。 現在，全世界有15個國家立法限制垃圾焚燒技術，其中工業化七國中70%出臺了限制政策。

面對一項已經幾乎被宣判死刑的技術，一個走到死胡同的產業，吳旭琲信心滿滿地走上了回國之路。

加華環境提供的是一種基於源頭分類的環保型垃圾處理技術。 在把可回收和不可降解垃圾分揀出去之後，吳旭琲將可降解垃圾進行填埋，運用自己獨特的發酵工藝合理利用垃圾滲濾液加速降解過程。 而加華最獨到的技術是，能夠把垃圾填埋氣加工成為工業原料甲醇。 由於垃圾填埋氣主要由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和甲烷組成，所以吳旭琲的技術不僅僅能實現滲濾液和垃圾填埋氣的資源化利用，還能因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出售CDM減排指標。

早在回國之前，吳旭琲的新工藝就已贏得了美國和加拿大兩家投行，以及歐洲碳基金會的青睞。 他是帶著老外的投資支援回到中國的。

「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成本都要幾億元，是同等處理能力的填埋廠的若干倍。 我們的建設成本和填埋廠相當，但我們是帶資金去的，我們給城市承諾加華投資1億美元。 」工藝環保、安全，還自帶巨額資金，吳旭琲回國時幾乎沒想過失敗兩個字。

但是三年的時間，他奔走了十幾個城市，僅有的收穫是在山西晉城做了一個日處理垃圾能力僅500噸的示範專案。 「那個處理量，對我們來說根本不經濟，但我沒辦法，只找到這一個機會。 」吳旭琲說。

「我面對的是一個支援垃圾焚燒的強大利益集團。 」吳旭琲總結這三年的體會，「我們走過的絕大部分城市都是一口咬定了垃圾焚燒，沒有垃圾可給我們處理了。 」在華中某省會城市，當地招商局的局長用同樣的理由回絕了他，但他很快從當地技術人員口中得知，其實還有很大空間，「就是不想給你。 」

吳旭琲的對手都是巨人，其中不乏背景深厚的企業，而這些企業之所以湧入垃圾焚燒當然是因為利益。 「首先就是國家補貼電價，每度電高達2毛5。 這個價格絕對有很高的利潤空間。 還有就是市政垃圾處理費，比如太原，填埋廠能夠拿到的處理費是每噸20多塊錢，但焚燒的數位是120多塊錢。 上海焚燒的處理費高達240塊錢。 這是個兩頭暴利的行業。 」

而每座焚燒電廠幾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也讓人充滿了想像空間。 「這裡面肯定有公關成分，所以他們不會對技術有客觀評價。 」吳旭琲說。 他給《創業家》講了一個自己的親身經歷的故事。

在華中某座省會城市，有主管部門的人曾經私下對他說：「焚燒這麼大的專案都是上面有人打過招呼推薦過來的，我們也沒辦法。 」

在三年的奔走中，找到領導是吳學會的一門本領。 剛剛回國，他認為理所當然應該找主管市政垃圾的環衛部門。 後來，他發現，這些部門領導根本做不了主，因為牽扯的部門太多，必須找市里的主管領導，甚至是「大市長」。 這不是個容易的事情，吳最後找到了竅門，要到高級別的展會或者政府招商會上去堵人。 「只有找到市長一級的領導才有可能。 」加華最近有一個好消息，南京市已經基本確定向加華開放了，吳旭琲馬上要開始選址。 「聽市長說批我們這個專案，最後蓋了18個章。 」

但找到市長只是走向可能的第一步。 在長三角某城市，吳旭琲甚至贏得了市委書記的批示，主管副市長也做了部署，但到下面的主管單位就是拖著不往下落實。 後來吳聽說了對方背後的說法：「焚燒是市長親自定的專案，這麼大的決策如果被推翻了，那這個決策錯誤的責任誰來承擔？ 」就在這座城市，已經建設了兩個焚燒發電廠，由於工藝不過關，兩個電廠都只能低負荷運轉，其中第一座電廠使用了不超過6年就已經決定報廢，而同時第三座焚燒電廠就要上馬。

「我現在準備放棄中國市場，」吳旭琲說，「有就做，沒有也不再自己找了。 畢竟我身後有很多投資人都是要掙錢的。 歐美、日本市場利潤空間比中國豐厚很多，現在也有很多公司表現出了對我們技術的興趣。 我想我以後回國的時間會越來越少。 」

長不大的駱偉

駱偉無處可逃。 堅守著過世的父親留下的公司，他艱難地在節能領域裡蹣跚著。

將近10年前，駱偉的父親從供職的研究所辭職，帶著自己研發的恒流量調節閥創辦了一家生產解決冬季市政供暖不均衡的設備公司。

在北方傳統的供暖體系中經常會出現一個問題，離鍋爐房或者換熱站近的樓溫度很高，而距離遠的樓取暖效果很可能會非常不理想。 為了讓所有居民都能過上暖和的冬天，鍋爐房往往要多燒煤，把水溫提高，但這樣的後果卻是距離鍋爐房近的樓裡房間溫度過高，甚至需要開窗。 這造成了煤炭和能量的雙重浪費。 駱偉父親的技術就是通過平均分配供熱管道中的水流量來實現均衡供熱，節省能源。 據駱偉介紹，僅北京現在就有7億多平方米的市政供熱面積，而他們曾經做過一次抽樣調查，有至少20%的使用者還存在取暖效果不好的問題。 如果考慮上整個中國北方，這無疑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市場。

「我們有自己的專利技術。 我們的產品是市場上品質最好，也是效果最好的。 」駱偉說。 幾年前，他的父親過世，他接過了父親手中的公司。 決定這家公司命運的是它的客戶結構。 駱偉的主要客戶是各地供熱公司，絕大多數是國企。 「國企裡，有幾個人真拿節能的事兒當真啊？ 燒煤也不是燒他自己的，他們關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

讓駱偉引以為豪的是他的產品品質，在公司成立早期，曾在北京一個較大的社區做了一個專案，到今年10年了，設備仍然運行正常。 「品質好是我的優勢，也是我的劣勢。 」駱偉一臉無奈地說。 對於某些供熱公司的主管人員來說，每換一次設備，都是一次賺取回扣的機會，所以他們對高品質的產品有天生的抵觸情緒。 很多人明確給駱偉說：「你們品質做那麼好幹什麼呀？ 一用5年、10年都不壞。 我們不用這麼好的，我們兩三年就換了。 」

「國家現在沒有制定相關標準，所以這個行業對品質完全沒有約束。 不管節能效果好壞，關鍵看產品是不是便宜，公關是不是到位。 」駱偉的產品由於採用的是不銹鋼材質，所以比市場上主流的塑膠芯產品價格高出了一倍甚至更多，這又是他的一個劣勢。 但這些劣勢並非不可克服，只要公關到位，一切皆有可能，但不幸的是，這又不是駱偉的特長。 「我還是個有點理念的人，實在不想通過那種手段去賺錢。 塞錢這種事情，我們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做一些。 」

幾年做下來，駱偉的經驗是，要找關係必須要找熱力公司的一把手，這樣工作推動起來會更順暢。 但一把手要填滿不說，到了下面還是難纏。 在新疆某公司，老總把他安排給主管副總後，副總直接張口就要錢，第一筆5萬，整個專案做完之後，一共要了20萬。 和他一起合作的一家自動控制公司由於只給了十幾萬，到現在還沒拿到貨款。

因為公關不到位，駱偉每年要流失一半的客戶。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 」就是做下來的客戶也不意味著掙到了錢，駱偉說，現在公司有幾百萬的應收賬款，很大一部分都肯定收不回來了。 「這個行業裡沒有標準，沒有權威，大家拼的是公關能力，產品品質無關緊要。 所以客戶的忠誠度也非常低，客戶流失非常正常。 」駱偉說。 在業內，做得大的公司一年也就是千萬級的銷售，而他幾年來都維持在幾百萬的水準，幾乎沒有增長。

但他卻並不完全悲觀。 「我也在看到希望，就是這個行業裡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多。 」民企的進入使得遊戲規則在局部得到了改變，老闆們都是實實在在要節能的，因此他們也成為駱偉最穩定的客戶源，「在民企市場裡，我們的競爭優勢有很好的體現」。 但不能回避的現實是，這些民企大都還很小，而且「只要這個城市里還有一家國企，那民企肯定受壓制」。 所以，駱偉的希望還只是星星之火。

「我們這個行業裡沒人會幻想做大，這麼混亂的市場怎麼可能做大？ 」駱偉沮喪地說。

牆裡牆外

「節能環保產業面臨著一堵牆，這堵牆就是技術創新型公司很難進入政府或者國企的採購體系，而這恰恰是一個政府是主要消費者的市場。 」倪明對《創業家》說。 他就職于一家知名外資銀行的投行部門，接觸過大量中國的節能環保類公司。 「從我們的角度看，我們不相信中國執行層的官員們有這個覺悟，真要把中國的環保節能產業推上去，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在喊口號。 而涉及具體採購，主要還是考慮和誰的關係好。 」

和吳旭琲的情況類似，啟明創投清潔技術合夥人張勇告訴《創業家》，他曾經看過一家做污水處理的公司，技術非常獨特，很有創新性，但就是由於不願意做灰色的事情，造成大量業務拿不到，投資人一樣不敢進入。 「在中國做投資，我們其實非常矛盾。 」倪明說，「我們往往希望標的企業能夠有一個很強的靠山，這樣很多事情都能搞定。 但同時，我們又不希望它們這樣，因為這樣很多事情就不那麼商業了，未來的不確定性也很強。 」

這似乎還並不能構成中國節能環保產業邊緣化技術創新型公司的理由。 但在吳旭琲看來，這裡面的邏輯是貫通的。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一個被官員或者准官員（如國企領導）主導的市場，而官員們普遍缺少對新技術的判斷能力，思考的首先是穩妥，不冒太大的決策風險，所以他們會傾向于選取更傳統的技術，這樣的環境中拼關係就顯得比創新更為關鍵。

「我們在中國做這個投資真是很鬱悶，好公司太難找了。 」倪明說，「包括平時和一些投資圈的朋友交流，大家共同的感受是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行業很火，但中國絕大部分號稱有獨特技術的公司，你一調查，全是扯淡。 」

一道高牆隔開了兩個世界，牆外的世界，土壤貧瘠，牆內的世界又是一番怎樣的光景？

有投資人對《創業家》說，深圳某著名環境監控設備公司的老總曾公開宣稱：我們根本不關心技術，我們就是靠關係。

倪明恰好對這家公司做過盡職調查。 在倪明印象中，最初他們對這家公司充滿期待：它的業務在幾個省都做得風生水起，它有自己的專利技術，它的銷售額和利潤水準都相當可觀，它還榮獲過某媒體評選的「五百新興企業」。 「當時行業地位很牛！ 」倪明說。 但隨著盡職調查的深入，他們發現這家公司的專利技術就是從全球各地買來零部件，然後組裝在一個自己產的箱子裡，最後做一點微調，讓它看起來和別人的專利設備不太一樣。 「根本沒有技術門檻，完全憑的是關係。 」它的商業模式就是把設備賣給幾個關係好的環保局，或者由環保局對當地企業攤派指定採購。

至於這樣的設備運轉怎樣，另外一位投資人還聽說過一個故事。 這家公司的監控設備是由一系列採集資料的傳感終端和一套中央控制系統構成，環保局來企業檢查只要看控制系統螢幕上顯示的數位就可以。 但如果把這套系統中全部的感應器都拆除，中央控制系統還會正常工作。 「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電腦軟體，和監控根本沒關係。 」

這雖然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它也向我們展示了這堵高牆中的生態環境。 「污水處理也一樣，最近在創業板上市的一家水務公司，上百倍的市盈率，但你去行業裡隨便打聽打聽，就知道它的口碑有多差，技術有多爛了。 就是靠關係。 」某投資人說。

那麼這些靠關係生存在其中的公司真的活得像看起來那麼滋潤嗎？ 倪明說，在對那家「很牛的公司」做盡職調查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個公司帳面上的利潤是2億元，但應收賬款有1.5億元。 「公司的老闆帶我去某市做客戶走訪，見了一個環保局局長。 我問他欠公司多少貨款，他說幾百萬。 我問他什麼時候付款，他一愣，然後一笑指著公司老闆說：‘他什麼時候缺錢了，我就給他點唄。 ’」

而在去年，一家叫做標準水務的北京公司曾經高調宣佈將在香港上市，但就在IPO前夕，其會計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保薦人摩根大通相繼退出。 「如果不是它的財務有重大問題，怎麼會會計師先辭職呢？ 」在倪明看來，較高的財務風險，這是做B2B，特別是B2G（government）生意的公司幾乎必然要面對的現實。

「最終買單的是政府，這註定了這個行業很難搞。 最終的消費者根本不關注你的技術能力有多強，對他來說能用就行。 有時候不能用也行，是吧？ 」一位投資人半調侃半嚴肅地反問我。

前途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在資本市場中，那些「牆內」的公司正在得到追捧，高股價、高市盈率、高人氣，讓人豔羨。

「在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投機分子在資本市場中暫時佔據了上風，一些會作秀的企業家占了便宜。 在清潔技術領域裡，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尤其明顯。 」張勇說。

在他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主要是三個原因：第一，環保節能概念熱，有炒作點；第二，產業相對傳統弱勢，資本便於操控；第三，這個領域非常專業，一般投資者看不懂，企業家、投資人再配合上專家只要把故事編圓，就能賣個好價錢。

「我們看得很清楚，這背後就是一批不負責任的人在炒熱點。 」倪明說，「什麼火，他們就炒什麼，前幾年是炒太陽能的，後來炒風能，現在是水處理，接下來不知道又炒什麼了，我估計該是固廢這些東西了，一波一波來。 」

對於炒作者來說，炒作「劣幣」反而比「良幣」更有價值。 一者，因為好的企業家往往對公司價值有所堅守，一般不會向炒作者開放股權。 二者，「劣幣」的價格更低，牟利空間更大。 「現在的狀況已經給我們這些有價值堅守的投資人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某投資人說，「我們的LP看到別的投爛創投的LP都賺了大錢，但他們卻沒賺那麼多，就會質問我們。 他們不是專業人士，給他們解釋我的投資理念非常耗精力。 」

而在倪明接觸的創投圈朋友中，有些著名外資創投的清潔技術投資人也開始詢問他有沒有適合「上創業板的專案」。 「他們也墮落了。 」倪明苦笑著說。

在一片渾濁之中，中國的環保節能產業到底會走向何方？ 「我不是那麼悲觀。 」倪明說，「任何產業，混亂之後都會有整合的機會。 」在他看來，未來這個產業中總會有有智慧、有眼光的整合者出現，而這些整合者很可能會在已上市公司中出現。 「他們中總會有有抱負的人，手握資本之後，會去洗清自己，整合產業。 」

同時他認為有三點值得提醒從業者：第一，泡沫不破，整合者不會登場，因為現在購買資產價格太高。 第二，如果未來兩三年不能沖上資本市場，後來的環保節能企業會很難在中國崛起，因為中國市場的管道有限，先來者會「擠佔管道」，而後來者很可能只能被並購，無論你技術多麼強大。 第三，由於中國環保節能市場的結構，整合過程可能要比市場化產業慢得多。

　　相比之下，張勇給出的是一道選擇題。 「我認為未來有兩條路，」張勇說，「一條是泡沫過度最後崩潰，投機分子賺一票走人了，良幣被逐光了，這個行業就完蛋了。 另一種可能是，有良知的人士推動政府去糾錯，比如負責任的媒體、嚴謹的投資人能在強大誘惑的情況下堅持住，最終推動產業回到良性發展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