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生態啟示錄（中）：矽谷和以色列的特拉維

編者按：湛廬文化新近推出了《想像：創造力的藝術與科學》一書，作者Jonah Lehrer考察了一個有生命力的創業生態圈是怎樣成長的，我想，這對於我們有極高的借鑒意義。 現在國內已經湧現了不少孵化器、創業圈，但相比較矽谷、特拉維夫，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此，湛廬文化向36氪開放此書《城市摩擦：思想碰撞引發更多聯想》這一章，這也是我們一起送給創業者和投資人、以及意在打造創新孵化器的人的禮物。

128號公路的衰落與矽谷的興起

128號公路是波士頓一條半環形高速公路。 這條公路以麻省格羅斯特漁港為起點，雙車道，彎曲伸向波士頓郊區。 20世紀 50年代初，這條高速公路成為美國高科技工業的代名詞，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散佈在這條公路的兩側。 1955年，《商業週刊》稱 128號公路為「奇跡半圓」，而《福布斯》則稱之為「美國的科技高速公路。 」沃爾瑟姆鎮和牛頓鎮的情況尤其如此，這兩個城鎮的土地上很快就冒出眾多工業園和帶玻璃幕牆的辦公大樓。 到 1970年，全世界 10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 6家位於 128號公路旁，包括 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雷神（ Raytheon）。 「麻塞諸塞奇跡」已初見端倪。

到 1985年，在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員工幾乎是 128號公路的兩倍。 在隨後的幾年裡，西海岸的優勢有增無減： Netscate、谷歌、 Netflix和 Facebook等互聯網公司，在聖約瑟周邊地區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 儘管 Facebook是 2004年 2月在哈佛大學的宿舍裡創立的，但馬克 ·紮克伯格在同年夏天就把公司搬到了帕洛阿爾托。 他認為，這樣更利於開展業務。 波士頓地區的一大批老資格技術公司都倒閉了，比如， DEC和王安電腦公司（ Wang Laboratories）。 僅僅不到 50年的時間，聖約瑟的胡桃林就變成了全世界的科技中心。

創造力新視角：128號公路的科技公司大多數都是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大公司。 它們對保密工作非常重視，有嚴格的競業禁止條款和保密協定：一家公司的前員工禁止去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科研人員不許在同儕評審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這些公司的垂直文化導致資訊僅能縱向流動，新想法僅能在公司內部轉移。 而聖約瑟地區的公司規模小、經驗少，它們往往不得不在同一個專案上展開合作，或者共用工程師。 水準互動文化成就了矽谷。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創新上的差距呢？ 實際上，導致波士頓科技產業衰落的某些因素也正是波士頓的優勢所在，至少在一開始時是這樣的。 薩克森甯在書中寫道，幾十年來， 128號公路都是由數量很少的幾家大型公司主宰的（例如，僅 DEC一家公司就有至少 12萬名雇員）。 這些公司非常大，所以，它們中的大多數都能夠實現自給自足。 DEC公司不只生產微機，還生產電腦所用的晶片，也設計這些晶片所用的軟體。 DEC公司負責研發工作的副總裁戈登 ·貝爾形象地將這家公司比喻為「一個巨大實體，運轉起來就像是地區經濟的一個孤島」。 因此，波士頓的科技公司對保密工作非常重視： DEC的科研人員不許跟王安電腦公司的科研人員談論工作上的事，也不許跟 Lotus的員工分享見解。 這些公司嚴格執行競業禁止條款和不洩密協定：一個公司的前員工禁止去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科研人員不許在同行評審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這就是說， 128號公路的公司的資訊流動是縱向的，新想法和創新僅在公司內部轉移。

對於 128號公路的公司來說，垂直系統有利於保護它們的智慧財產權，但卻不利於創新。 城市之所以擁有創造力，資訊的自由流動是首功之臣，我們需要這種知識傳播。 城市中，在同一郵遞區號區域內的人可以交流思想、一起共事。 但是， 128號公路的情形則完全不同。 雖然波士頓人才濟濟，但這些人才之間缺少互動——每家公司都是一個孤島，這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創新難覓。

波士頓科技產業的垂直文化與矽谷的水準互動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 由於加利福尼亞地區的公司規模小、經驗少，它們往往不得不在同一個專案上展開合作，或者共用工程師。 這導致了交叉關係的形成，思科的研究人員會與 Oracle的員工交朋友，或者 Intel的創始人為蘋果的年輕高管提供管理建議，這都是很正常的事（關於這些水準互動會如何引發洞見的瞬間，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

特拉維夫，以色列的「矽谷」

據統計，在 2008年，以色列共吸引了近 20億美元的風險資本，即對具有快速發展潛力的小公司的投資（風險投資被普遍認為是最好的創新手段之一，錢總是圍著好點子轉）。 這就意味著：一個僅有 700萬人口的國家所吸引到的風險投資數額已經相當於法國和德國所得到的風險投資數額的總和。 作為地中海一個僅相當於美國佛蒙特州大小的彈丸之地，以色列的人均風險投資額差不多是美國的 3倍，是西歐國家人均風險投資額的 30倍。

但是，以色列並非天生就是一個科技中心，它過去並沒有孵化出多少成功的創業公司。 20世紀 90年代，以色列以軍工產品和農產品聞名於世，它生產先進的雷達系統，也出口鱷梨。 瓦爾迪說：「那時，以色列幾乎就沒有民生技術的投資。 沒人談論以色列的軟體、微電子晶片或電池，人們談論的是滴灌技術。 」可是到了 2009年，以色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數量已經超過了加拿大。 過去 10年裡，以色列在高科技領域創業成功的公司數量已經超過了日本、印度、韓國和英國。

約西 ·瓦爾迪就是這一技術繁榮中的核心人物，他説明投資了 70家科技公司，有 12家公司成功上市。 谷歌公司聯合創始人謝爾蓋 ·布林曾說過：「如果說以色列存在互聯網泡沫的話，瓦爾迪就是泡沫。 」

以色列是個小國，土地面積小，人口也少。 瓦爾迪說：「就國家來說，小也有小的優勢。 在以色列，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網路非常簡單：大家彼此都很熟悉。 如果你與某個人不熟，你們之間可能只隔了一個人，而且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們。 在發達國家中，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居第二位，且 91%的人口都生活在都市，這是有利條件。 」以色列的社會網路的親密性，意味著人們的想法能夠以極快的速度傳播，知識溢出永不停息。

就拿瓦爾迪來說吧，他認為自己那些有關創業公司的資訊，都是在跟別人閒聊時獲得的。 他說：「通常情況是這樣的，一個朋友跟我提起了他的朋友，而他的那個朋友有個好點子。 然後，我跟別人說起這個好點子，而這些人也認為這個點子不錯。 也許他們也會跟另外其他人說起這個點子，但在別人知道它之前，我們已經有了投資計畫。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過程總能奏效的原因。 」

實際上，弱關係是創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為什麼鼓勵每個人擴大社交圈的城市更具創新力的原因，特拉維夫和聖約瑟就是最好的例子。 普林斯頓的社會學家馬丁 ·呂夫（ Martin Ruef）對企業家的私人關係的重要性進行了研究。 他對斯坦福商學院的 766名畢業生進行了訪談，這些畢業生都已經創辦了自己的企業。 呂夫最感興趣的是這些人的社交網路結構。 他發現，大多數企業家的交際圈都相對較窄，他們也許有很多好朋友，但這些朋友可能都來自同一個地方，並且興趣也一致。 他們不是與各種不同公司的人建立弱連接關係，而是與身邊的人建立連接關係。 這毫不奇怪：我們所有人天生都是「自我隔離」（self-segregate）的，更願意跟與我們相像的人待在一起。

但也並非每個企業家的社交網路都如此狹窄。 實際上，呂夫發現有一小群這樣的企業家：他們擁有大量的弱連接關係，善於在各種場合結交新朋友。 這些企業家並不是總跟同事和好朋友待在一起，他們的社交網路寬廣且多姿多彩，意想不到的互動隨時可能發生，並富有「資訊熵」（informational entropy，用混亂程度定義的系統具有熵，擁擠的人行道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些企業家能在會議上跟新結識的人聊天，在本地的咖啡館裡也可以跟不認識的人聊上幾句。 換句話說，他們跟約西·瓦爾迪一樣，總是不停地與各種各樣的人互動。

然後，呂夫又從創新的角度對每位企業家進行了分析。 結果很出人意料：與由好朋友構成的那些小網路企業家相比，弱連接關係眾多的熵網路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增加了 3倍。 這些人不會拘泥于陳規，不會提出人云亦云的俗套主意，反而會創造出能帶來可觀效益的新概念。

呂夫的分析告訴我們，僅把注意力放在個人身上並沒有抓住創新的根本。 實際上，如果單槍匹馬作戰的話，我們根本無法產生最具創造力的思想。 相反，這些最具創造力的思想來源於我們的社交圈，來源於我們結識的那些給我們以啟迪的所有人。

創造力新視角：以色列人的社交關系加速了這個國家的創新步伐：不相熟的人交流知識就會產生新知識。 這一切要得益于以色列預備役部隊的存在。 在以色列，大多數55歲以下的男人每年都要在部隊服務幾個星期。 預備役部隊使整個國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弱關係網絡，這些軍人每年都可以跟部隊裡的其他人重新熟絡起來。 他們必須跟各種各樣的人交往，而不能只是跟關係密切的好朋友相處。

後記：感謝湛廬文化董事長韓焱女士和孫唯小姐迅速促成了此次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