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蘇州：創業公司因成本壓力 開始逃離北上廣深

像吳雷一樣，許多科技創業公司的創始人都在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是否離開北京、上海，搬去環境更好、成本更低的二三線城市?

「決定將公司從北京搬到蘇州，相當於我無形當中替公司三十多個年輕人做了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未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這個選擇一直就在蘇州生活下去了，所以我特別害怕這個決定會錯。 」吳雷說。

吳雷是電子商務公司歐瑞思丹的CEO，幾年前公司總部由北京搬到蘇州。 在搬到蘇州前，他慎重地邀請公司所有員工到蘇州考察，大部分員工馬上喜歡上了這座江南城市。

他當時帶著員工去了金雞湖、李公堤，還有蘇州工業園區新建的現代化的鄰里社區，這裡沒有北京的沙塵暴、霧霾天氣，堵車情況要少得多，生活節奏比北京慢，最主要的是，房價比北京便宜，員工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此後，這家公司的總部由北京搬到了蘇州。 像吳雷一樣，有無數的科技企業正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越來越貴的北京上海，堵車、空氣污染、外來戶口限制，大部分員工看不到希望...... 許多創業公司開始考慮離開北京上海。

那麼，哪些創業公司適合搬到二三線城市呢?他們在搬離北京上海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呢?本報對此展開了深入調查。

一家創業公司的成本賬

歐瑞思丹是一家主營跨國電子商務的互聯網企業，原來的總部設在北京海澱區。 吳雷認為，北京擁有一家剛起步的互聯網企業所需要的創業要素——新的想法、完整的產業鏈、集中的投資公司以及各式各樣的人才。

在北京，歐瑞思丹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業務磨合以及資金融合。 它拿到了DCM和德同資本的投資，並將跨國電商業務由日本擴展到了美國市場。

作為一家依賴于傳統制造業供應商的電商公司，隨著業務進入擴張階段，北京已經逐漸不能滿足公司貼近供應商的發展需求。 「在北京要見到供應商很難，很多供應商還會覺得我們公司比較遠，甚至經常不知道公司的總部在哪。 」吳雷告訴記者。

為了適應企業發展的需求，吳雷開始考慮搬離北京的計畫，他需要尋找一個靠近供應商、靠近出口企業聚集地，同時又有合理商業成本的城市。 經過考察，蘇州在南京、無錫、東莞、哈爾濱等城市中脫穎而出。

吳雷帶領全體員工到蘇州考察後，將總部搬到了蘇州。 現在，歐瑞思丹搬到蘇州還不滿一個月，吳雷正在小心翼翼地計算這次搬遷的投入和產出。

兩周的磨合期之後，吳雷和他的公司逐步進入正軌，搬遷工作結束，他們還在蘇州當地招了15個員工。 令吳雷很欣慰的是，蘇州貼近供應商的優勢開始逐漸顯現出來。 他回憶，這兩周見的供應商，比去年一年在北京見的都多。

吳雷在蘇州本地招聘了15個產業工人，工資要比北京招聘的員工低20%-30%左右。 因此對歐瑞思丹來說，哪怕由於工作時長、工作節奏的變化，員工的工作效能降低了10%，對企業來說，也是可以承受的。

吳雷的家庭仍然留在北京，他坦承，如果放在以前沒有高鐵的時候，他不會有勇氣搬來蘇州，因為他無法應對與家人分離這個問題。 而有了京滬高鐵，北京到蘇州只需五個小時，他在與妻子溝通後，決定每個月往返北京蘇州一次，在北京待十天，在蘇州待二十天。 企業已經進入了穩步發展的階段，即使他不在蘇州也可以正常運轉。

在北京海澱區，一個很普通的寫字樓每平米每天的租金一般也要3元左右，而在蘇州國際科技園，每平米寫字樓每天的租金僅需0.5元，在無錫的一些園區，寫字樓前幾年甚至都是免費供創業公司使用。

記者在蘇州工業園區的金雞湖、獨墅湖畔看到大批政府新建的寫字樓，像蘇州這樣過去的工業城市，現在已經很少有大塊土地用來招商引資，因此政府將大批的土地用來新建寫字樓，希望以優惠的政策吸引科技創業公司入駐。

吳雷對自己做出來到蘇州的決定感到慶倖，他說：「現在各種類型的企業競爭都很激烈，根本容不得你在企業發展形態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對城市的選擇要慎之又慎。 」

最缺管理和行銷人才

對創業公司的員工來說，二線城市的生活壓力要比北京、上海低許多。 以買房為例，蘇州市區的房價約為一萬元每平米，而科技園內互聯網企業員工平均工資為6000左右，所以大部分員工在工作三五年後，用公積金的首付就可以在蘇州市區買房了，而這在北京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房價、交通等生活成本的降低，相應地也帶來了人力資源成本的降低。 總部位於蘇州的貝多科技CEO穆榮預計，蘇州互聯網企業普通員工的工資要比北上廣深同等條件的員工工資便宜30%左右。

但困擾這些創業公司的是，一旦公司由北京上海搬出，一半以上的員工都會考慮離職，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到小城市去發展，尤其是在互聯網這種喜歡紮堆的行業。

「在蘇南的一些科技園，晚上一到9點以後就沒有夜生活了。 」曾經在蘇南某城市創業過的東灘投資顧問公司諮詢師陸依說，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小城市這種安靜的生活。

在北京，每個週末都有不計其數的互聯網行業沙龍、分享會，聚集著各種機會。 有一個段子是這樣說的：在移動互聯網泡沫最頂峰的時候，有家VC的投資人一下午在中關村的車庫咖啡發現了21家創業團隊。

總部位於蘇州的貝多科技CEO穆榮就對此深有體會，他感慨道：「你公司如果是在北京上海的話，市場人員拿個名片混兩個月也至少混個臉熟了，但蘇州這方面的氛圍要比北京上海差很多。 」

一家知名的美國VC投資人表示，大多數的投資公司依然會首先考慮北上廣地區的互聯網企業投資，然後優先考慮成都、深圳、杭州、南京、武漢、大連等新興的互聯網企業集聚地，對於其他二線城市依然持謹慎觀望的態度。

蘇州一位科技園的政府官員告訴記者，蘇州目前的技術人才已經不缺，但是高端管理人才和市場行銷人才很缺，因為這些人還是喜歡紮堆在北京上海。

此外，二線城市往往沒有良好的創業氛圍，員工的生活工作節奏及對都市文化的接受程度、習慣程度都與一線城市有很大的差距。 工作、生活節奏緩慢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工作效率的下降。

歐瑞思丹北京的老員工田東來到蘇州後第一個感受就是，蘇州的員工中午帶飯到辦公室熱了吃，一到六點一打鈴，員工就像放學一樣跑了。 據蘇州一家科技企業的CEO估算，在蘇州緩慢的生活、工作節奏下，該公司的市場效率至少會比在北京的同類型產品減少50%。

為解決這些問題，地方政府出臺了許多對策，例如無錫推出了「530計畫」，蘇州推出了「姑蘇領軍人才」計畫。 對於一些與企業簽訂長期合同的核心員工，一些地方政府還推出了獎勵計畫，希望留住他們。

與其他二線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具有人才上的明顯優勢和吸引力。 當然目前各地都在努力改變這種狀況，蘇州國際科技園就建立了獨墅湖高教區，集納了國內知名高校如人大、復旦、南大、東大所設立的研究院、軟體學院、電腦學院分院，試圖借用高校資源打造本土的人才池。

小城市該如何尋找定位?

在北京上海之外，近幾年國內許多二三線城市逐步開始形成自己的互聯網產業集群，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杭州每週都有品質非常高的電子商務沙龍、聚會，我以後要多往杭州跑了。 」一家國內VC的投資總監說。

杭州正在成為新興的電子商務創業中心，而成都則開始成為網路遊戲創業的熱土，無錫正成為物聯網創業的中心，南京正在成為外包行業的熱土，而蘇州、廈門、大連等城市的創業，也各有特色，這些地方正在形成具有自己特點的互聯網產業集群。

例如蘇州國際科技園科技局每年都投入約4億元來支援園區內的軟體產業、IT設計、數碼娛樂、移動互聯網、融合通訊等產業的發展。

小城市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優勢，就是地方政府能夠強勢推動一些互聯網示範專案。 隨著O2O、物聯網的發展，互聯網越來越需要和實體商業相結合。 許多創業者發現，單憑自己的力量去一家一家找實體商家談合作太困難，而在一些小城市，有政府出面就好很多。

從國際發展潮流來看，日本在小城福岡設立了手機支付的示範城市，而美國則在加州的一些小城設立了智慧城市的示範區，在中國，蘇州、無錫這些城市正有意識地建設IT行業應用的示範城市，這是在大城市很難有的優勢。

不過曾經在某蘇南城市運營過類似示範專案的陸依則認為，目前全國各地的這類示範專案都正面臨深水區，其中涉及非常複雜的管理問題：首先，這類示範專案過於依賴政府的政策扶持，對企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掣肘;其次， 這類示範專案的特點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涉及到環境、人居、稅收、政策一整套的運行體制，這就對許多鄉鎮或園區管理方的視野、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陸依認為，示範性專案所遇到的現實問題要求政府作出制度創新，比較理想的方式是政府將一部分決策及規劃的工作下放給協力廠商的諮詢公司，依據當地獨有的資源及稟賦設計合理的產業發展模式，這種方式也能有效減少示範性專案對政府的過分依賴。

事實上，許多由北京上海搬遷到二三線城市的科技企業都被地方政府的誘人優惠政策所吸引，在搬遷之後，往往又發現地方政府的許多承諾無法兌現，如果過於依賴政府，則企業很難有長遠的發展。

據陸依統計，在無錫，80%投身熱極一時的物聯網行業的小微企業都被市場淘汰掉了。

陸依分析，二線城市本身在互聯網這種新興產業中沒有經驗，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又具有絕對的強勢地位，園區的發展狀況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這個強勢政府的產業設計水準。

假如對園區產業規劃沒有進行完善的考察、設計，沒有全面考慮當地獨特的資源優勢和稟賦，便很容易導致園區與園區、園區內行業與行業高度同質化，令許多新創企業死于惡性競爭。 而這種同質化的產業狀況又會導致招商引資時泥沙俱下，在優惠政策吸引下一擁而上，優惠政策消失後又一哄而散，這對當地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都是一種傷害。